张曼菱:邓稼先与杨振宁:千里共同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9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12: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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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1、有的人,前面加什么样的缀饰,都不如直呼其名,更具万钧之力,显其伟岸身躯。

  

   简单的三个字:邓稼先,在国人心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某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山河的霹雳光照。

   2001年夏,我带摄制组走进邓稼先家,邓夫人许鹿希说,这是她首次接受采访拍摄。

   2002年春,我采访杨振宁,这位科学的巨子侃侃而谈,但当说到邓稼先时,神情立刻凝然。

   今年9月22日,杨振宁发表了百岁生日演讲,在其中以恳切的深情向国人再提“稼先”:“……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稼先会满意的”,这位科学巨子的灵魂里有着一座圣坛,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他。

   这对旷世之友的最后一张合影是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离邓稼先离世没有几天了,杨振宁带了花束去探望。邓稼先对妻子讲:“这是西方的风俗,振宁是来送我的。”

   照片上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嘴角渗血,但他依然微笑着。

   邓稼先嘱咐夫人将家中一块古砚送给杨振宁,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情谊太大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留下遗言:我死而无憾。

   杨振宁在给许鹿希的信上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2、“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现代人说“极简”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可是每听到这个词,我却总是想起邓稼先的家。

   那个家,在许鹿希的北大医学部职工宿舍楼里。一所平民大院,进大门毫无遮拦,见到院子里有小孩在玩石头,老太太买菜回来。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这位“两弹”功臣住所的想象。

   上楼,是那种老的单元房子。房间毫无修饰,卧室贴着朴素的壁纸。

   许鹿希女士,高个子,短发,戴眼镜,从事医学研究,像老北京人一样,穿着朴素的夏装,令我想起“荆钗布裙”这样的传统。她说:“你们拍吧,这个屋子的东西都没有动,还和邓稼先生前的时候一样。”

   那天,她特意在那张双人床上铺上了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印着白底蓝花的“首都十大建筑”图案。这是邓稼先为了欢迎杨振宁到家里来,专程与妻子到百货大楼买的。“首都十大建筑”,曾经是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成就。在自己的寒舍里,接待国外来的老友,这就是一种表达:虽家徒四壁,国富强已为慰。

   在床的旁边,一张圆桌上,有一部老式电话。许女士说,安装这部电话,当年是为邓稼先有时回到家里,指挥罗布泊那边的工作。有一次他刚回家,那边就出了事情。邓稼先就通过这部电话镇定地告诉人们,关哪里,开哪里,读什么数据,从而避免了一次事故。

   邓稼先用过的眼镜、笔筒、茶杯,一一摆在了我们面前,都是有些破损的,像某个中学教师案上常常见到的寻常物件。笔筒是竹节的,茶杯是一个玻璃瓶,用塑料线编的套套着,那时的人们都这样用。许鹿希说,邓稼先带着这个杯子在基地和家之间来来回回。

   在客厅的另一面还放了几把镀镍的折叠椅,与沙发相对,围成一圈。许女士说,当年邓稼先的同事们来了,就是在这里开个小会,研究工作。

   许鹿希回忆起邓稼先接受任务,与她彻夜倾谈的事。

   1958年8月,邓稼先34岁。任务是秘密的,他对妻子交代:我要调动工作了。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他坚定地说:“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那一晚邓稼先再次对她提及昆明,在那个以鸣炮报时的古朴之城,西南联大学子邓稼先,曾亲身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时的惨状。当时中国毫无防空之力,人民任人宰割。这使她意识到,这个任务与国防有关。小家庭的甜蜜岁月从此结束。

   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发生过一个偶然的事故,核弹头没有爆炸。为了迅速查找出事故的原因,邓稼先坚持亲自进入实验现场,并且禁止同行者跟随。他只身走进了辐射密集区。

   “我不能走!”这是每逢遇到危险时,邓稼先的话。

   在许鹿希的相册里,存有两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的照片,左边,高大的就是邓稼先。

   直到离开人世,他没有疗养过一天。

   1964年夏,一张“母病危”的电报当时没有交给邓稼先,因为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

   爆炸成功了,这时电报送到他手上,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送他上飞机,飞往北京。

   北京已经沸腾,大街小巷在争抢那一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号外,蘑菇云高高升起的图片,激动着国人的心。

   当走进母亲的病房,看到床旁放着一张海报,邓稼先知道,家人已经明白他所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什么了。

   听到这些讲述,摄制组凝然了。小屋里回荡着那一股天地之气,民族魂魄,如明镜高悬,可以照见人心,那天的每一个在场者,都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精神的净化。

   拍摄结束后,我与摄制组雇用的司机结算费用,他突然激动地说:“不,我不要钱!”第二天他又说:“让我去呀!我替邓稼先去死,让他活着。”

   邓稼先的伟烈气概,高尚无华,可以折服世俗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有一颗中国心。

  

   3、“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2002年,春和景明,我终于要与杨振宁见面,在清华园一幢优雅的别墅里。

   在访谈中,杨振宁贡献的内容太多了,从童年时的清华园讲起,到他的导师,到美国教育。而邓稼先,无疑是他讲述最动情的部分:

   邓稼先比我小两岁,我是1922年出生的,他是1924年出生的。他父亲跟我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不过我们小时候在清华园,我不记得见过他。

   1936年到1937年我在崇德中学,当时的崇德中学,这个中学现在还在,叫作北京三十一中,在绒线胡同。我在那儿高一念书的时候,他也来了。他比我低两班,他是初二。他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变得非常之熟,他是我最熟的几个朋友之一。

   依照他的回忆,我们摄制组到绒线胡同,拍摄了那一幢老的教学楼,紧邻围墙。他和邓稼先经常在大考前,爬到高高的窗台上,用脚顶着对面的墙看书。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家搬到昆明去。后来在1941年,他来了。我们在昆明,他也进了联大,所以我们在昆明又同学了一些时候,然后,我们当然立刻就非常之熟。

   他们先后都到美国去留学,邓稼先念得很快:1948年去,1950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许鹿希说,在美国时邓稼先曾得杨振宁的资助。

   看年轻时候的合影,邓稼先是一个高大挺拔、英气勃勃的青年人。他们后来又有了另一些合影。这时候的邓稼先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老者,白发苍苍,面有病容,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吃力,而杨振宁依然精悍,目光炯炯。

   杨振宁是否预感到,邓稼先严重透支的身体与生命,正在迅速地滑向黑暗的那一边?而祖国的强大,正如日东升。

   个体生命的透支的同时,是一个民族站起来了。

   那天早晨在清华园的采访,有很多话题回应了许鹿希的介绍。我已胸有成竹。许鹿希讲了一半的故事,须得由杨振宁来讲那“另一半”。

   1971年,邓家的小客厅里摆着两只单人沙发,也只能够摆两只。那是为杨振宁来访增添的。几十年阔别,跨洋而来,老友重逢就在这里,他们相对倾谈。

   最为激动的是杨振宁,他说在1964年中国试爆了原子弹以后,他立刻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

   1971年我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的时候,我到了上海飞机场,那时候我父亲在医院里头,我母亲跟我弟弟妹妹接了我。在飞机场贵宾室里头,就有一个统战部接待我的人问我,杨教授,你这次回来中国探亲访问,你想要看见什么人?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名单,其中当然就有邓稼先。

   终于见面了,原来老朋友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简陋的地方,只比上海的亭子间略大一些,和很多普通的人们住在一栋楼,一个院里。

   钦佩之情令昔日友谊升华。当杨振宁坐在这简易的沙发上时,他知道这种简洁生活的分量。为了一个从贫穷“挨打”中走出的民族,邓稼先什么都愿意承受。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因缘跨越时空延续着:

   那以后,我每次来都看见他。当然,渐渐地我就知道,他不只是对于最早的原子弹的设计,后来对于最早的氢弹的设计,也有重大贡献。而且中国试爆原子弹,氢弹,有不止一次他都是亲自在试爆的地方主持的。

   杨振宁是这样评价的:“邓稼先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地图。”

   两位老友的初次重逢中,有一个重要情节。这就是杨振宁的一问,与邓稼先的一封回信。

   我到北京来,1971年见到邓稼先,我起先没有跟他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想,我知道是秘密的。不能随便乱谈的。最后我要上飞机,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快上飞机的时候,我回过头来,跟邓稼先说,我说:“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

   他说他的印象没有,不过他说,当然这个组织很大,他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他说他去了解一下再告诉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一个明知“不当问”而忍不住,一个是深知此问并非一般好奇心,乃是一名华夏子孙的叩问,一个高端华人科学家的关切所系。

   离开以后,我到了上海,上海市委请我吃饭,我立刻就要离开上海飞回巴黎。吃饭的时候,忽然有人送了一封信来,这信就是邓稼先写的。因为他回去研究了一下之后,给我写了封信。

   邓稼先郑重对待,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及时回答了杨振宁。这是由专人乘机送到上海的。

   他写了封信,说是他已经向有关当局问了,中国的原子弹除了最早有苏联的少数的帮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我是突然收到这封信的,这给了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激动,所以我当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个宴会上的主宾突然泪流满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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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5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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