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大国崛起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8 次 更新时间:2007-01-20 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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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  

  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第七,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

  

  三、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体系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该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深刻认识和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它也应该批判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和西方现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必须根据时代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产生新的理念。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应该包括:

  1、“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核心。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将它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创造。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江泽民主席多次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思想对形成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有重大指导意义。

  将“和而不同”世界观运用于国际战略领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应该成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二,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三,它应该成为处理实现人类发展与维护地球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际局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这些阐述和论断表明,中国国际战略的新理念正在形成。这一新理念是以中国“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为核心的。“和而不同”世界观的精髓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应该努力使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共识,并进而使其在实践中获得世界各国的集体认同,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同时,中国应该努力运用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并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

  2、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被遏制,必有一战”的观点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威胁,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观点,看不到存在的新挑战,因而也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混淆了社会发展阶段与国际关系的时代概念。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同时,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与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

  3、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多元共存与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以这样的价值观看待国际上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学习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根据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同时又提升中国的优秀文化,提供给世界。

  中国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应是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这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中国以此作为衡量国内外一切事物的标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一文化价值观的延伸和体现。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支持公正与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应进一步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包装与传播,树立中国的国际新形象。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崛起易于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4、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

  任何国家都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不同之处,是同时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别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相互依存,因此只有寻求中国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社会面临着许多跨国或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犯罪、毒品走私、SARS、爱滋病等,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的一个重要表现。

  而且,中国强调多种力量和谐共存,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超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5、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保证。

  近年来,针对冷战思维的存在,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的理论基础。首先,互信是指各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积极构建区域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各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各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应该坚持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中国安全战略,努力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应该努力探索坚持新安全观的途径,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应在进一步对“新安全观”进行充实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倡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新的基本准则之一,并探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冷战思维进行斗争的新途径。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观、冷战思维还很强烈,只有用新安全观去战胜它们,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

  6、共同繁荣的发展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动力。

  中国发展观的核心是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指中国不光努力实现本国的发展,而且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正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根据十六大精神,我国将利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7、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远期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再次强调这一点,而且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做了进一步阐述。国际新秩序观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法律等几个方面的内涵。在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法律上,应坚持和加强联合国这一最广泛国际组织的作用,保护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防止国际社会的强势成员搞强权政治。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应该加以区分。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不能采取先摧毁旧的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法,而只能在加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再根据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要挑战或用革命性的手段推翻现行国际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参加现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基础上,以中国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加以改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改进和制定,并加以发展,使其趋于完善、公平、公正。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有国际秩序过渡到目标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用和平方式改革现有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脱离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也不可能另搞一套秩序。只有首先融入世界体系,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在它们的改善与创新中发挥作用,才能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不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应积极参加和影响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并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努力对其加以改革,同时参与建立一些新的机制。只有加入国际体系,才能在其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并在对现有国际体系逐渐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在国际关系体系进入向新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我国应更多的加入现有国际机制,如八国集团等。

  

  夏立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秋季号(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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