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1-10-17 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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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后者关心的是民主介入和分享科学技术,这两条进路一直分头前进,尚未有效融合。STPP研究坚持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其他社会子系统紧密相关的公众参与、社会调控、全民享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为少数人或某项指标如GDP增长服务的权力工具。

   第一,STPP处理的不仅是政府—科学技术的以科学技术生产率为唯一目标的二维关系,而是社会各子系统—科学技术的以“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为最高目标的多维关系。

   第二,STPP反对把涉及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看做是政府经研究、分析之后单方、单向制定的强制性规范,而视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博弈的可商谈契约活动。

   第三,STPP研究和实践活动认可政府的主导地位,但主张同时要尊重、鼓励和落实公众、行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

   显然,STPP与传统的科技政策、科研管理基本立场是有区别的,后两者主要试图通过政策引导、控制和促进科学界生产更多的创新成果。

   3.在“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融合科学与人文

   自斯诺于1959年发表《两种文化》之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成了广受关注的问题。STPP既反对“科技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决定社会文明发展),亦反对“科技孤立论”(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文明影响不大),而主张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对人为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如技术分析中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对立)。STPP研究所要处理的并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亦并非纯粹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权利和利益协调的问题,而是同时囊括了两者。“除非公众的态度和价值标准得到辨认、尊重并与科学及其他因素一同加以权衡,否则政策制定者将发现在任何一个含有科学成分的议题上都很难赢得公众的支持。”[9](P2)STPP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最高宗旨,主张必须要发展科技,但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STPP既不认为科学技术能做到的都要去做,也不主张限制、减缓甚至阻滞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科技以人为本目标的指导下,STPP研究的任务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制定政策,而是包括公众理解科学、政府引导科学、社会包容科学等多重任务,评价指标亦从传统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的科技生产率单一标准转向多层次、多维度和异质性的标准体系。

   (二)STPP的方法论

   1.实践导向

   STPP是兴起于、服务于实践需要的问题学研究,而不是某种理论冲动的产物。STPP研究紧跟时代,指向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的热点问题,不断扩大问题域,而有点忽视理论化、体系化研究,这也是目前STTP基础理论滞后的一个原因。STPP研究从实践论而非知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看做是显著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力量。STPP研究反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强调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具有鲜明的对策学意味。

   2.方法集成

   STPP研究自觉地集成了各种异质性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识别、分析和解决。

   第一,集成了STS领域的特色方法和理论资源,一是囊括了SS研究常用的结构—功能分析、引文分析、内容分析、科学家集体传记研究等方法,还有SSK研究常用的实验室研究、人类学、案例研究、科学修辞学、行动者—网络分析等方法;二是对持辩护、批判和审度等不同立场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资源给予同等的关注,因而STPP的理论资源异常庞杂。

   第二,集成了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包括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有用方法,尤其是STS、公共政策和科技管理领域的方法。

   第三,集成定性和定量、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的方法,尤其重视模型、仿真、统计、决策学、运筹学、数据挖掘等科学化方法的运用,力求在总体理解问题的同时达致可操作的具体把握。

   3.地方特色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不同地方的科学技术差别不大。但从实际应用来看,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如网络购物的运营模式和状况以及消费者习惯、网购文化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差别很大。因此,STPP研究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与当地的文化背景、历史变迁和社会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因而大多数STPP研究均有丰富的地方性经验材料做支撑。当然,这并非意味着STPP的地方性研究没有全球共性的成分,或者不同地方研究之间没有借鉴价值,而是意味着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研究。

   4.反身张力

   STPP研究以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关系为基础,而反过来研究结果通过公共政策又会改变上述关系即“纠偏”。另外,STPP研究还要着眼于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目的是提前准备和部署应对即“预应”,因而STPP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愿景的预测,而技术预测反过来又对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影响很大。“纠偏”、“预应”中包含的反身性关系要求STPP研究在科学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现实和愿景之间保持足够的方法论张力,不断反馈调整、消除误差,逐渐朝着合理的方向前进。

   三、STPP研究的主要内容、问题和文献

   对既有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粗略地梳理出STPP研究三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公共决策中科学、科学家的角色研究

   当代政治运作的技治主义特征是全球普遍现象,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征召科学家,运用科学方法以实现政策考量的理性化、科学化和精确化。瓦格纳认为:“科学总是应采用三种形式给公共政策提供建议:作为执行机构的雇员和顾问,法庭中的专家证人,作为立法机构的建议者。”[10](P765)这也许是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不全面的总结,比如科学家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某些高新技术争论(如转基因食品安全),通过公共舆论间接地影响公共决策。大致说来,这方面的STPP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决策中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和证据,如它们的地位、运用、改进等;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公共决策,如专家地位、参与形式以及缺陷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与公共决策,如社会技术的运用和限度、社会科学家公共决策角色等,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方面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应该有区别;公众理解科学与专家决策,等等。

   (二)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

   这是STPP研究中最先受到重视的内容,成果颇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要从传统研究向新范式转型。一开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以支持在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发和应用上做出理性的决策。后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放弃把科技生产率作为唯一目标,而从整个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视角审视科学技术政策问题。大致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科研管理与技术创新、科学体制的建设与运行、技术研发活动的引导与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调控、工程研究,等等。

   (三)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技)社会冲击相关的公共决策研究

   这是目前关注度最高的STPP研究内容,亦是最具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特色的研究领域,跨度非常大,异质性程度非常高。公共政策在沟通、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极大地增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贡献,认识、预测和减缓其负面后果,让相关过程、结构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有利,让科技发展真正增进人类福祉。大致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科学技术与经济运行、科学技术与国家行政、科学技术与军事活动、科学技术与文化繁荣、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与民主、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高新科技的社会冲击及其应对,等等。

   在STPP研究宽广的问题域中,近十年来成为全球范围内热点的具体问题至少包括:

   (1)科学技术、能源与环境。减少能耗,使用清洁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消除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减轻工业活动对环境、健康的危害,需要运用新科技,更需要公共政策的协调、组织和平衡,涉及能源政策、气候政策、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

   (2)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既因为它在武器系统中的角色,也因为它在社会监控中的作用,还因为它在国家竞争中的影响。核材料管理、核武器与核能和平利用、军控与军售、科技与恐怖主义、科技与大国外交、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转移与传播等研究,近年来在STPP领域成为热门。

   (3)高新科技群公共政策研究。主要涉及信息通信技术群、生物医药技术群、纳米新材料技术群等,包括数字鸿沟、信息隐私和安全、数字知识产权、遗传数据与资源保护、克隆技术的社会风险、转基因食品安全、医药科技与医疗健康政策等。

   (4)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似乎没有得到充分估计,应该从当代社会的基本构架、运行逻辑和核心动力层面而不是具体的实用主义层面理解。科技创新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创新制度、创新方法与扩散、创新战略选择、技术研发(R&D)管理、创新人才培养与全球流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5)科研失范与科研管理。当科学成为从业人数庞大的一种社会职业,早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受到各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职业动机的冲击,科研失范成为全球性现象,必须研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研伦理、科学越轨治理、科学的社会控制等新问题,以规范科学界的运行和发展。

   (6)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从英国向全球蔓延,力求实现公众与科学进行有效的对话,消除社会对科学的信任危机,促进公众实质性参与科学技术的相关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公众科技风险认知、公众参与和专家决策、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等诸多问题。

   STPP研究涉及的文献非常庞杂,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1.STPP一般研究

目前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主要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60,1980),作为V. 布什提交给美国总统的有关美国战后科技发展的官方政策报告,讨论了政府与科学的关系、培养科技人才、科技与医疗健康、科技与就业、科技情报交流、美国科技战略等问题,提出国家和政府必须促进科技进步的著名观点[11];《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讨论了社会控制技术的难点和方法,以及技术与军事、技术评价、技术监测、能源与环境政策、专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等问题[12];《科学、技术和国家政策》(1981),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科学技术的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等问题[13];《人民与科学技术:发达工业社会指南》(1984),讨论了STPP研究若干理论问题,以及食品和农业、健康和医药、能源支持、军事技术、通信和传媒、科技控制和控制科技等具体问题[14];《第五条分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科学顾问》(1990),讨论了同行评议和科学规范、环境保护政策、清洁空气政策、食品药物政策、技治主义等问题,主张以政治理性化促进科学以人为本②;《风险和社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互动》(1992),讨论了科学技术与风险分析、评估,以及医疗健康政策、核废料与核风险、空气质量与环境政策等问题,呼吁对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予以公共政策的应对[15];《科学家和国家:国内结构与国际语境》(199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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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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