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对自然界的认知思维方式移植于对人类社会的探讨，一直无法取得如认知自然界那样全世界公认的辉煌成果。导致这种结果有以下三个根本原因。一是认识人类社会认识自然界相比较，就基础性概念之内涵和相关运动变化规律的稳定性而言前者远远不如后者。例如自然科学中的速度、加速度、引力场、电磁场等概念的稳定性，就远远高于社会科学中的自由、平等、人民、反动派等概念的稳定性。因而社会科学更加不可能产生用以预测未来的四海皆准、永远正确的结论。与此同时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无法精确重复试验的一次性历史过程，因此试图使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严格重复并且精确量化的实验验证模式来认知社会，往往异化成为了证明思想理论的正确，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寻找能够对号入座的例证。而在浩如烟海的社会实践中，关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思想理论几乎都能找到似乎可以映证其正确性的事例。

　　 二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其生存和得失都始终与人类社会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主体自身的经历、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对认知人类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这些因素对认知自然界的影响。自然科学主要是求真，社会再造则主要是求善求美。真假之判定原则上不具有功利性，因而科学没有国界。而求善至多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到基于相对公正公平的和而不同，求美则“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往往是各美其美。因而各国的社会发展必定各有道路且各具特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没有普世之最好、也没有永世之最好，只有适应具体国情民情不断找错纠错之变革中的更好。一切固化或神化既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做法，都会碰壁于历史事实。康德侧重于对思维本质的探索，后来被划入坚持精神意志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圈子。康德倡导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深刻性长期被漠视，结果是助长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以为真理在握后的“无所畏惧”，留下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

　　 三是思想创新主要基于与众不同的思维，需要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权力介入或人多势众都无助于发现和掌握真知。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再造还需要公权力引导下的人类群体行动，重大社会实践则必须依靠基于认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群体行动。因此社会意识中服从权力和从众思维的传统久远而牢固，在各种作为社会再造思想理论工具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下，各种形式的独断论长盛不衰。如果将社会再造具体行动中统一认识的必要性，异化和固化为全社会统一思想的必要性，结果必然是一言堂思想体制下全社会思想创新动力的枯萎。科学证伪主义否定将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的迷信，强调理论要自以为非地面对实践的证伪检验，主张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不同意识形态引导的社会实践都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