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形塑家庭问题的思想资源与社会想象——以民国时期出版的“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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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爱尔乌德著,赵廷为、王造时译,陶孟和校:《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第148-149页。

   [18] 详见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总第26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 克士:《个人主义和没我的个人主义》,《读书生活》,第一卷第3期,。

   [20] 阿伦特曾在《人的境况》中曾指出这种所谓从劳动解放出来的悖论:“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当马克思坚信革命的目标不应当停留于劳动阶级业已实现的解放,而必须最终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个危险。乍看之下,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似乎是乌托邦性质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严格的乌托邦因素。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就是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最终意味着从消费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作为人类生活根本处境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详见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21] 黎濛:《家庭问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第122-123页。夏济安在讨论蒋光慈反叛家庭与革命文学写作的关系时曾指出:“‘五四’运动所释放出的最大的破坏力也许就在于它撕毁了无数椿由父母包办的婚约。即使那个年代的男男女女没有其他更好的战斗理由,至少可以为自身的‘自由’和‘幸福’而战。一椿包办婚姻会被他们总结为中国旧社会诸种糟粕的聚合:父母的权威、自由被剥夺,以及对人性的漠视。这样的抗争对子女一方往往是苦涩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偶尔甚至是喜剧性的。”详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22] 江亢虎主讲,高维昌编记:《社会问题讲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48页。

   [23]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页。

   [24] 潘光旦:《中国之家族问题》,载氏著:《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25] 潘光旦:《中国之家族问题》,载氏著:《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26]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左玉河整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2页。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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