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深度造假: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觉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21-09-09 15: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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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德强  
其出现本身就是在既有社交流量已经饱和的前提下,陌陌母公司的一次战略调整,在公司营收放缓的状况下进军人工智能换脸,从而保持一种流量热度和用户粘度。业界分析认为,ZAO被称为是陌陌在急于开辟的“社交第二战场”,这一战场并不以社交或者说连接为目标,而是更加多样化的内容消费,在所谓的满足用户使用需求的话语掩盖下,实现的是流量维持和增长的目的,而“内容消费和社交是一个互补的东西”(子江,2019)。在这个意义上,陌陌所做的是建立自身的社交媒体系统或应用平台,而任何一款应用都是这个平台的内容之一。再次,平台并不是公共服务机构,而是会根据自身所需选择性使用用户数据,培育特定的内容、用户和服务。比如,深度造假的应用终端便是社交媒体平台刻意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之一,而不仅仅源于技术突破。就深度造假的主题或内容而言,从色情视频到政治人物再到普通人参与的换脸社交,那些能够给平台带来发展和扩张动力的数据才会被平台所着重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深度造假展现了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倾向性特征,而这种倾向与其所处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内容和关系产品的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正如Martin Hirst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后真相和假新闻的分析所展示的,需要冷静的态度,以及历史和批判的视野(Hirst,2017)。对于虚假消息,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个是话语层面,一个是政治经济层面。话语层面的内涵直指谁有权定义真相或者假相以及背后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宣传或政治动员有关,尤以特朗普的总统竞选进程为代表。通过搅乱舆论的浑水,特朗普成功地赢得了定义真相的权力。另一个层面,也是政治经济学所着力拓展的,那就是超越“第四权力”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现状的维护,而是去挖掘背后的政治进步和工人斗争。就深度造假而言,除了话语层面持续的真假之辩和猫鼠游戏,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平台化社会中互联网平台的商业内核及其技术逻辑的关注,对人工智能技术被互联网平台捕获的事实的宏观把握,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一个平台化社会中,各种新技术和新应用所展现的商业价值。

  

   五、结语:算法威权主义的波澜兴起

  

   以新闻业为例,“后真相”本身所隐喻的是一个新闻产业的权力重心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转移,也是新闻或信息生产过剩的环境中,垄断性的专业新闻机构遭遇基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参与者的竞争从而导致新闻或真相的权威被稀释乃至所有权被转移的过程。但是,这并不代表社交媒体平台及其参与者在自己的空间里重建新闻专业主义或追求另类的真相观,反而更多体现为编织和售卖真相——将真相视为内容产品,通过多种市场营销技巧贩卖给手握注意力钞票、胸怀消费主义心理的用户。在这里,平台中立性原则充当了掩盖平台公司技术倾向和商业基因的强有力修辞。

   进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深度后真相时代,深度造假进一步用超越人类识别力或者说媒介素养的技术,模糊了真与假的界限,并将真相开放为可加工的内容,供所有参与者使用。当真相生产的专业制度被打破,参与真相或虚假生产的技术变得如此廉价和易得,社会问题就会以最快速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后真相也需要在真假之辨和商业逻辑之外,定位造假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参与者的各自目的。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极端民粹主义言论就与美国社会近年来的政治极化有着密切关联。于是,在追寻真相的专业难度之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危机心理,以及针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底线心理,就成为舆论发酵和假新闻病毒式散布的社会心理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深度造假开启的是普通人参与视觉表达的新阶段,虽然这种表达方式还会结构性地受到平台权力的影响,从而使得极端言论更容易被选择和传播。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算法威权主义”(algorithmic authoritarianism)。

   在NiemanLab的Rubina Madan Fillion(2019)看来,“威权主义的崛起与深度造假——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创造出逼真的影像——的繁荣巧合地同时出现”,与核查事实、澄清真相相比,对于偏见的确认似乎更具有影响力。换句话说,对带有偏见的影像的肯定和散布,远比获取事实来得容易。正如MIT的一则调查所展示的,假新闻散布的速率是真新闻的六倍;机器人虽然以相同的速率加速了真假新闻的传播速度,但很显然,人们(而不是机器人)更愿意转载假的那一部分。在这里,人与机器合二为一。因此,对于深度造假的出现,相关学术讨论不应当简单放置在真与假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而是要看到其所展现的新的社会心理状况和舆论走势。

   《半月谈》的一篇文章诘问道,法治与伦理将如何应对深度造假的蔓延,表达权优先,还是真假为要,运用视觉检测、数字出处和生命日志等多种技术手段确保其真假可辨(半月谈网,2019)?深度造假的技术进化并没有因为打假技术的发展而停止,相反也在它的创造者手中快速地发展着,并且变得更加具有灵活度、可信性和说服力。正如计算机科学家Siwei Lyu所比喻的,生产和识别虚假视频的竞争就像下象棋,孰胜孰负还需要看对方招数(Fillio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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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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