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中国传播学界不应成为学术殖民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21-09-02 14: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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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  
李彬:对。以往, 我们在考虑传播问题, 或者传播研究的时候, 我们借鉴、吸收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比如怎么把产品卖出去, 怎么把选举人推上去, 怎么把这种价值观传播出去......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考虑更具有理想价值的东西。在研究中国传播问题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现实维度一是城乡问题, 一是内地边疆问题, 这都是关乎中国社会历史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大问题。比如像城乡问题, 如果没有城乡的有机统合, 中华民族的复兴、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总书记谈了许多这方面的话题,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心系城乡, 关系重建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些考虑等等, 都涉及到这些问题。再有就是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 边疆与内地的关系,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关乎国体的大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社会的发展也好, 传播的偏好也好, 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 城市中心主义, 东部为中心, 具体到传播方面, 我们看到、听到的话题, 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各样的东西, 剥开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深入下去一看基本上就是东部、城市或者再加个白领, 这一大片领域中间最核心的其实是这些东西, 都是在围绕这些做文章, 西部、乡村、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是失语的。

   :就是说, 传媒的关注点还是比较片面的?

   李彬:是啊, 非常片面。其实好多学科的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影响挺大的, 就是《“新小资”与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清华大学还专门开了研讨会。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说现在国家和资本貌似很强大, 但在文化领域, 实际上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是一批新小资, 控制了报刊、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等等, 你看到、听到、接触到的这些主要的文化和新闻产品基本上是被这些人控制的, 而他们关注的就是最典型的城市、东部、白领。

   :中国经济发展中崛起了一个新兴阶层, 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 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获益, 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追求一种西化的生活, 所谓的小资情调?

   李彬:是, 没错。马克思说得很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刚刚我们说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由于弱势往往被边缘化、经济社会地位往往下降, 所以整体的话语往往也就缺失、失落。而问题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要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等等, 这样, 这个问题就不能不高度严肃地对待了。

  

   四、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知人论世

  

   问:听李老师这么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关注乡村、关注偏远、关注边疆做得不够, 这些方面的失语是不是跟我们学者的研究态度、学术视野、学术情怀也有关系呢?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对传播学者是不是也要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呢?

   李彬:确实如此。刚才提到“中国化”, 首先人得“中国化”,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80后、90后基本上关注的是东部、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刚刚咱们说的那些很隔膜,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些人整天就一门心思奔着纽约、华盛顿去了, 离中国越来越远, 他们受到了那些思想学问的影响, 满脑子装的都是那些东西。再过若干年后, 这些80后、90后、00后, 这些北、上、广出来的, 了解多少底层百姓?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而孩子们奔着美国去, 也是利益在牵引啊, 因为有了这个背景, 他们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在学术界很明显, 要有“海归”的背景很重要, 尤其是哈佛、耶鲁这样的背景。

   至于你刚刚提到的对学者的要求, 我认为要有三重意识:自觉意识、问题意识, 还有政治意识。第一点是自觉, 就是学术自觉、文化自觉, 对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来讲, 这种文化自觉、学术自觉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有了这个自觉, 确实不一样, 就不会总是整天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第二点是问题意识。好的学术研究不管是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 都承认它是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价值的问题, 做出深入的研究, 不管什么样的思想观点立场。中国有那么多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践的, 好多问题, 好好地深入研究, 研究透了, 这就是你独特的贡献。问题意识这一点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 当然还远远不够。第三点就是政治意识。这个有些80后、90后就更成问题了, 现在有一些人没有政治意识, 更喜欢搬弄所谓的价值中立, 好像完全就是超然物外的。这个很成问题, 因为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格局、研究的深度, 特别是对新闻传播这样带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学问和学科来说, 如果没有政治意识, 怎么能把握那些大的历史脉络?现在很常见的所谓精致的、平庸的东西, 做得看着很漂亮, 所有的方法、路数、文献、注释都规规整整, 但是最后费了半天劲, 得出“太阳从东边升起”的结论。美国的学问现在好多也是这样, 中国的一些“引进学子”也整天搞这些东西。

   :我感觉现在跟80后、90后谈政治意识, 他们好像比较反感。您这里所说的政治意识具体指的是什么?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说的政治意识的内涵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彬:我理解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多场合下某些年轻学子也会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 现在许多80后、90后, 包括一些资深的学者也都丧失了一种政治觉悟, 他们以为学问是可以貌似很超然的。

   :好像觉得学问是可以超越政治的?

   李彬:对, 超越政治。其实这个政治怎么能超越呢, 亚里士多德说, 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不是一个动物, 组成社会自然会有权利关系、阶级关系、经济关系, 这都是政治, 怎么摆脱得了呢?而且政治又是那么直接地关乎人们的身家性命, 关乎一个美好社会的根本问题, 因为你的一切理想、一切追求最后首先都要直接落实在政治上, 比如政治体制、政治道路、政治路线。现在许多年轻人反政治, 可是他自己其实又是另外一套政治, 不讲政治的政治。比如说无非两种, 一种是政治冷漠者, 远离主流政治, 远离国家社会的大潮流,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另外一种更令人焦虑, 在不讲政治或者远离政治的时候, 实际信奉的是美国的那套政治。一样都在讲, 怎么能摆脱呢, 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涉及政治问题、政治觉悟。

   我经常喜欢引用两位大家的话, 一位是甘惜分老先生的话, 他讲新闻的时候说, 报纸上不一定每个角落都是在讲政治, 但是总体上是跟政治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报纸的总编、记者、编辑说他不懂政治, 他只是一个记者等等。甘老的原话说了:“他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或者换句话说, 不是真傻就是装傻。”

   问:其实从广义来说, 所有的传播都跟政治是密切相关的?

   李彬:对啊。像现在互联网上, 或者舆论场中, 一天到晚争来吵去, 这不都是政治嘛, 直接、间接的甚至更多的是赤裸裸在讲政治。

   还有一位是《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 他是记者出身, 后来从事创作,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他的创作也好, 他做记者也好, 都体现了很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 后来他给记者谈创作经验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 新闻工作给了他许多从事创作的灵感和帮助,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闻工作给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政治觉悟。他说, 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感受能力的最高体现, 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知人论世的最重要的素质。如果没有政治觉悟, 你对世界的人和事的了解把握就达不到那个高度。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知人论世, 专业化、系统化、学术化的知人论世。

   如果没有这种政治觉悟, 没有这样高的眼光, 你不可能达到那个深度和高度, 这种例子当然古今中外多了去了。这是我说的为什么政治对从事学术研究来说这么重要, 这是一般意义上来讲的政治。另外, 你刚才提到与五六十年代的关联, 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具体的政治, 不同的主义下的政治。现在咱们许多人整天嚷嚷着什么普世价值了, 什么与国际接轨了, 这些本身其实就是一套政治, 一套政治话语, 一套政治主张。那么我们所坚守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道路当然是带有很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的,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一以贯之追求的这个价值, 都集中体现在政治道路和政治主张中。

  

   五、正本清源, 明确目标和方向

  

   问:刚才我们谈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侧重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 下面我们谈些轻松点的问题。我知道您二十多年前就在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上讲过“大众传播学”, 作为学院派的学者, 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这么多年过去了, 您怎么看这件事?

   李彬:这当然是件好事, 肯定是件好事, 但是我不擅长于此, 不同的媒介传播需要有不同的特殊素质, 我更擅长于在报纸、杂志上表述, 我自己并不觉得很理想, 尽管讲课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包括每次的讲稿, 字斟句酌地撰写, 确实这么多年不时地也会听到一些好评, 或者说评价, 但自己从来没看过, 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效果。

   :刚才您从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谈到其未来发展方向, 用您的话说是应该坚持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那么, 您觉得现在的传播媒介, 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学中国化的道路中应该或者可以做哪些事呢?

   李彬: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也是结合你们的杂志, 或者与之相关的问题。媒体, 我觉得如果按我刚才设想的在中国化方面去做点文章, 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甚至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事实上, 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 也有一批中青年的优秀学者在做一些工作, 如果这些成果, 他们的追求, 通过大众媒介, 包括你们的期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给政界、业界、学界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 也是善莫大焉的。

   现在学术思想界确实面临着正本清源的问题, 就拿传播学来说, 传播学近30年在这种多元开放的环境中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也有不少的新思想和成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的那些东西却越来越模糊, 甚至越来越混乱, 弄到最后有点找不着北了, 这个问题还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业界失去了灵魂, 失去了方向, 学界更是群龙无首, 几乎全面沦陷, 培养的人不说离心离德, 至少不是同心同德。这些乱象, 根子是在这里, 正本清源就从这里做起,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值得去探索、去追求的目标。如果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好, 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问:具体到《教育传媒研究》, 您觉得我们可以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和努力呢?

   李彬:现在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貌似也不少, 竞争也很激烈, 如果可能的话, 要是有一个比较具有教育味道的刊物, 教育学子、教育学者、教育学界、教育业界、教育政界, 那就会更有意义, 也更有特点。因为信息社会, 文化发展, 价值多元, 传媒领域风起云涌, 有些东西、有些人确实也都稀里糊涂, 也很希望有一些给人启发、给人引导的东西, 学术界现在总体上自觉意识、问题意识、政治意识比较缺乏。如果要有这样的东西在方方面面能够给予启发, 不管是从事实践, 还是从事研究, 或者从事教育, 都能让人大开眼界, 觉得耳目一新, 明确方向目标, 肯定会受到欢迎。在这个背景下, 你们的杂志在这方面做一点新闻传播正本清源的教育工作, 对党政领导干部、对新闻传播业界、对学术研究, 不仅是传播学, 还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普及一点正本清源的知识, 传播一些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研究, 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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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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