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林:从草原看农耕 从边缘看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1-08-17 1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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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  
历史学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将时代错置;“背景”是指历史学家不仅要揭示过去的奇特之处,还要解释它,将它置于它的历史背景中,使得那些令我们感到奇异的或不可思议的东西变得能够被解释,即将它们解释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表象;“过程”是指历史学家要重视随时间变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 [88] 笔者希望能在研究中贯彻这种“历史意识”。近年来史学研究因“理论饥渴”而被诟病,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名义下渐失史学研究的主体性。但这种现象其实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及人类社会”,一切当代的事情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所以,但凡一切研究当代人及人类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历史学者用以研究过去。历史学者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毫无疑问可以丰富看待问题的维度,并使研究得以深入,唯因具体运用者天赋和能力的差异而有水平高下之别、圆融与否之分。

  

   两汉时期的西州自始至终都是用兵之地、多战之方,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色彩,军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深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曾瑞龙充分吸收军事学中的战略思想,利用大战略理论架构,对宋辽、宋夏战争做了一个从具体军事技术到整个大战略及战略文化的全景式研究。 [89] 虽然曾先生研究的是北宋时期的战争,但对其他断代史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和典范作用。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希望能把曾瑞龙的“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学习到一二。曾瑞龙批判有些军事史的研究“偏重研究短线的现象,如某些决定性战役,对长期积累而成的军事信念及战略取向认识不深;及往往将批评指向个人,而欠缺系统分析,是以往研究主要的不足之处”。提出要重视“大战略”,这一概念已经从涵盖军事业务扩展到整体国力。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所涵盖的范畴更超越了战时、平时的樊篱,而涵盖了一应有关国家安全的武力和非武力手段” [90] 。战争所包含的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最基层的武器技术装备,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战术,统筹一次战役的战役法,最高层次的是整个的大战略,大战略协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规定了国家基本和整体的努力方向。除大战略外,曾瑞龙还谈到了一个正在成形的战略文化层次,“战略文化”研究成系统的战略思想,也研究行为规范、身份认同、习俗和军事信念。研究者之所以逐渐注重战略文化的研究,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战略除了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外,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身份认同如何介入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界定、如何介入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形成后如何反过来被升华为一种文化或传统,即所谓的军事信念或教条,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应用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两汉的西州经略问题,有助于对西州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在武器装备的技术层面上,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战争胜败的关键是骑兵,两汉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或进攻的关键,是牧养了大量马匹,训练了众多骑士,当然汉民族本身的车兵、步兵在多兵种协同作战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战术层面,虞诩教任尚组织骑兵应对羌人的战术是很好的分析样本;秦汉的西北战事有较多可供从战役层面分析的例子,如卫青、霍去病的征伐,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赵充国平羌的战役,凉州三明主持的平羌战争等;两汉的整个西州经略,就属于“大战略”层面的问题了;“夷夏观”、“天下观”、“隔绝羌胡”、“以夷制夷”等思想观念和战略思维就属于战略文化层面。总而言之,采用大战略的分析架构及战略文化的考察视角,对于多角度地把握西州的历史及其与中央的互动过程,一定会有所帮助。

  

   本书也有几方面的研究难点。第一,是对两个主要概念“西州”和“国势”的理解和界定问题。本书提出的“西州”概念,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是这一地域概念还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笔者将对两汉时期“西州”地理观念的思考,撰成《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作为本书的附录。“国势”的概念也不容易把握。国家经略西州的方式受制于国势,西州地方力量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国势,对于怎样避免把本书写成“两汉国势研究”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笔者心有疑虑,只能尽力而为。第二,对于羌的认识问题。羌与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关于羌问题的研究大多还是模棱两可的,有些问题人云亦云,有些则众说纷纭,有些问题却又无人论究。加之后现代史学观念对“民族”、“族群”等概念的讨论,使得汉代羌人问题更不易把握,因为羌人不仅分布在凉州,在西域、西南和青藏高原内部都有分布,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如何总体性地认识这个“族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民族”、“族群”、“部族”等概念,由于引用文献的差异、叙述语境的不同,在行文表达中随具体情况而异,但所指实体大致相同。第三,对豪族问题的把握。如果说东汉时期豪族控制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于是就采取了保守的边疆经略政策,这样的一个预设是否合理?豪族掌握了政权,在边疆政策上难道就一定是退让保守的?历史也可能由一些偶然因素改变,往往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背后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可寻,而只是一系列零散和偶然因素共同推动的。第四,东汉对于西州事务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战略规划,而只是随事而起、一切凑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但是耗费巨额军费、不断命将派兵,为什么难以平息羌乱?以往的解释总觉得不够深入。这些难点有些或许根本不构成问题,只是笔者自寻烦恼,有些可能很重要,但是本书亦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历史是一门古老而艰难的学科,需要研究者多年的积累沉淀才能在某个时刻洞悉幽微、融会贯通,但笔者功力尚浅,积累不厚,只希望通过本书的尝试,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

  

   [1]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中华书局,1962,第3393页。

  

   [2] “西州”一词在《史记》中尚未出现,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一地域概念尚未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但并未流行。在《汉书》中出现四次,均指称西南益州地区;在《后汉书》中出现三十六次,仅三次指称西南地区,其他均指称西北凉州及其邻近地区;在《三国志》中出现六次,有两次是指称西南地区。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次数不断较少,指称西北地区的用法占据绝大多数,这一趋势是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录》、《吴书》、《江表传》中,出现的“西州”都是指西南,考虑到当时曹魏占据中原,吴国的主要盟友是占据西南的蜀汉,则吴国史乘中的“西州”沿袭旧说,就可以理解了。虽然《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是当时人修纂的,但无疑使用了大量所写时代的一手资料,在具体行文中“西州”一词多次出现于当时之文件信札和人物对话中,所以仍可视为当时之重要观念。

  

   [3]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中华书局,1965,第585页。

  

   [4]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5] 笔者原本将西州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之“西州”指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狭义指凉州、朔方地区。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鲁莽和轻率的。我们只能说,“西州”所指的地域范围在西汉后期有了扩张,延及了凉州、朔方地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说,西汉之后,相比较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集中在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史籍中出现“西州”时,更多的时候指西北凉州、朔方,隐隐感觉这个地域概念之重心有了转移。本书研究的“西州”,由于着眼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关系的考虑,故而限定于“西州”的西北部分,暂不及益州,仅此而已。

  

   [6]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8]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

  

   [9] 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

  

   [10] 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8。

  

   [11] 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12]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3]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5]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16]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7] 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18] 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19] 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0] 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

  

   [21] 李清凌、钱国权:《中国西北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9。

  

   [22] 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3] 张灿辉:《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岳麓书社,2008。

  

   [24]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5]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6]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27] 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28] 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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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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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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