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良:论公民的疫苗接种义务——兼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21条的理解与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21-08-09 09: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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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良  
13因而,在可负担的前提下,将部分疫苗的接种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予以确立,并由国家财政免费提供,无疑是既符合自利原则,又能促进社会最大幸福的增加之正当举措。

  

   (三)

   道义功利论下的疫苗接种义务

   可以说,功利主义为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确立为法定义务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效用机制,但是有时单纯的功利论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在一种极端的自利原理下,功利主义的论证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我挫败,出现损害社会公平的现象,使之最终又必须以道义主义来作为其归属。在现代人类疫苗接种史上,不可避免地会因个体差异或是疫苗质量而发生小概率的疫苗损害事件,而另一层面,免疫规划疫苗是一种具备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这种正外部性是难以分割的,其由整个社会共同享有。群体免疫理论也表明,当足够数量的个体通过预防接种而形成免疫屏障时,就会存在少数人无须接种而能够享受群体免疫所带来的保护,就是所谓的“搭便车”(free-rider)现象,14即不承担成本和风险而免费享用公共产品的利益。因而在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在不考虑其对他人和社会之责任时,不必承担任何接种疫苗风险而能够享用群体免疫之福利对其而言,将会比冒小概率的异常反应风险去接种疫苗更“利己”,因而如果不通过法律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确立为普遍的法定义务而仅仅依靠民众道德自觉地履行,无疑会有部分人企图通过“搭便车”而逃避接种,损害社会的公平。

   甚至有人同样从后果论来为此寻求辩护,认为当已存在大量的个体主动接种疫苗时,单独的个体不接种疫苗的行为对群体免疫的影响或对社会所增加的风险几乎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15这种辩护无疑是错误的。首先,其忽视了风险的累加性,忽略了无数个个体的自利行为所导致的风险累加将有可能从量变引发质变,使得群体免疫失效。其次,群体免疫虽然能为少数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并不具备绝对性,虽然从人传人的角度而言,接种者减少了其传染给少数未接种者之机会,但是未接种者依旧有可能从其他渠道感染,而这个感染的未接种者依旧有可能传染给另一个未接种者。再者,这种辩护所称的统计学差异是将个人置于全国人口的比重而言,而相对的,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群体之下,当对其所处之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场所而言,更多是一种小范围的群体聚集,随着所处环境人数的减少,个人的比重亦随之增加,因而仅仅从个人在全国所占之比重大小来忽视自身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或是接种疫苗所增加的社会效益,是片面的、孤立的、不客观的。最后,不接种疫苗而享用群体免疫利益的权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稀缺性资源,依据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使最差者获得最大好处”原则,16这种稀缺性社会资源所应当分配的对象,是不具备疫苗接种条件而被豁免疫苗接种义务的弱势群体,他们或因年幼、年迈,或因疾病、体质而无法接种疫苗,因而他们需要获得这种稀缺性权利去弥补他们不能自身产生免疫力之缺陷,也是他们,才是每一个主动履行义务接种疫苗的人所愿意和希望守护的人。而当一个符合疫苗接种条件却拒绝接种的人窃取了这种稀缺性的社会福利时,无异于让一个犯错的人获得利益,他刺痛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一如阿尔贝托•朱比林尼(Alberto Giubilini)所指出的,拒绝履行疫苗接种义务而享受群体免疫福利的人和逃避税收却享受着公共财政带来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人一样,都违背了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17因此,将预防接种行为从一种道德义务引向法律义务,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配置公共健康资源,其最终仍旧回归于守护社会的基本道义之上。所以,虽然功利主义在行为方式上为国家进行制度安排、有效配置权利义务提供了良好的法经济学理论支撑,但最终仍应以道义主义为底线和归属,尤其在紧急情况下,道义动力远大于经济考虑。只有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前提之下,使用功利主义寻找最能有效配置权利义务的方式,形成两者相结合的道义功利论,方能为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成为法定义务提供良好理论支撑。

   在著名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使用了道义功利复合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判决。该案主审大法官哈伦认为:“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并非任何时候、任何背景下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个人在很多方面有必要服从社会公益。”联邦各州有权力实施公共卫生措施保护所有成员免遭疾病侵害。18同时依据功利主义等原理对各州基于治安权而制定的疫苗强制接种制度做了一定的限制,该案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在美国这一推崇个人自由的国度确认了公民的疫苗接种义务和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权力,有利于人类应对传染病疫情,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强制接种疫苗制度仍在发挥作用。2021年5月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员工起诉该医院强制员工接种疫苗,被法院驳回。该判决仍然援用了1905年雅各布森案判决所确认的强制接种并不违宪的原理。19

  

   四、从“免疫规划疫苗”的释义

   看疫苗接种义务的类别与次序

  

   “居民依法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和义务”的第二层要义在于“免疫规划疫苗”之理解,“有接种疫苗的义务”与“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后者通过对疫苗本身的类型化进一步形成公民疫苗接种义务的类别与次序,因此,对疫苗接种义务的探讨首先应建立在“免疫规划疫苗”的法教义解释之上。

  

   (一)“免疫规划疫苗”的法教义解释

   我国疫苗分类制度肇始于1980年,最先于《预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中采用“基础免疫制品与非基础免疫制品”之分类,随后伴随着预防接种制度的发展,疫苗分类也相继历经“计划免疫疫苗与非计划免疫疫苗”“免疫规划疫苗与非免疫规划疫苗”之名称变换,并且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也不断增加。目前,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疫苗已从4种增加至14种,可预防传染病亦从6种扩大至15种。

   但是,对于《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免疫规划疫苗”的理解,大多数人却陷入其仅为上文所述的“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之误解中,认为其仅是一种明确的有限列举的目录。而事实上,《疫苗管理法》第97条早已对“免疫规划疫苗”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免疫规划疫苗不仅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还包括省级政府补充的免疫规划疫苗、应急接种疫苗和群体性预防接种疫苗。而在此四类免疫规划疫苗之中,又可因其适用情形之不同,进一步划分为常规接种疫苗和紧急接种疫苗。

   常规接种疫苗,是指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应传染病的群体免疫或目标接种率,仅需对后续适龄儿童或目标人群按常规程序予以接种以维持人群免疫率的免疫规划疫苗,目前我国已确立了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等14种常规接种疫苗,同时,依照《疫苗管理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辖区的传染病流行情况、人群免疫状况等因素,可以增加常规接种疫苗的种类和剂次。因此,常规接种疫苗可以归纳为“14+X”类,即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14种常规接种疫苗和地方政府补充增加的常规接种疫苗。

   而紧急接种疫苗,则是指在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紧急状态下对特定范围内的部分或全体人群进行的紧急接种的疫苗,包括应急接种使用的疫苗和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应急接种”与“群体性预防接种”既有相似亦有差别。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均是针对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紧急情况而生,疫苗接种均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而差别之处在于,应急接种主要强调对“重点人群”进行接种,即对有可能暴露的对象或密切接触者进行接种,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目标人群则比应急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更为广泛,是指对某一行政区域(甚至跨行政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全体居民进行的疫苗接种。目前我国仅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2016年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中,列举了三种应急接种疫苗,即在发生出血热、炭疽和钩端螺旋体病疫情时,可对重点人群进行相应疫苗的应急接种。而群体性预防接种仅仅是一种概括式的表述,并无列举式规定,我国正在普遍接种的新冠肺炎疫苗即属于群体性预防接种疫苗。因此,紧急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亦可归纳为“3+X”类,即三类已明确列举的应急接种疫苗以及其他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之疫苗。

   由此得出,“免疫规划疫苗”是一个包含常规接种疫苗与紧急接种疫苗的合集,既包括明确列举式的规定,亦包括概括式的规定,其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法律概念,而是留存了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而适时调整的空间。同时,除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是全体公民(居民)的共同义务外,其他三类免疫规划疫苗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和对象性倾向,因此,免疫规划疫苗的判断也必然存在地域性和对象性,对于免疫规划疫苗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其是否归属已明确列举的14种常规接种疫苗以及3种应急接种疫苗范围之内,还需要依据现实情况以及政府所做的补充接种、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等行政决定中进一步研判。

   而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排除免疫规划疫苗后的其他疫苗,属于居民自愿接种的权利范畴,但是非免疫规划疫苗对于传染病防治也有积极的社会效益。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在一般情形下只体现出一种弱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在无传染病疫情时,其几乎不伴随任何道德上的可要求性。但这种道德义务会随着传染病疫情的出现而开始加强,甚至在紧急状态下某些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会大于常规疫苗的接种,从而被作为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疫苗而纳入免疫规划疫苗之列,而如若该传染病将长期存在,更有可能从紧急接种疫苗进一步转化为常规接种疫苗。因此,任何一种疫苗并不固定归属于免疫规划疫苗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其对应的义务亦非一成不变,无论是常规接种疫苗的“14+X”抑或紧急接种疫苗的“3+X”,“X”既是法律赋予政府及疫苗种类动态调整的空间,亦是法律调整公民疫苗接种义务范围的空间。

  

   (二)公民疫苗接种义务的

   类别与次序

   疫苗分类之目的,实质上是形成居民疫苗接种义务的不同类别与次序,进而让公民知晓不同情形之下其疫苗接种行为之轻重缓急,进而促进义务的履行(见图一)。其中,免疫规划疫苗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分别对应着公民的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而在免疫规划疫苗之中,常规接种疫苗与紧急接种疫苗又分别对应着公民的常规义务与紧急义务。

   紧急义务与常规义务的划分是依照义务所设立之目的,其是在于调整常态下的公民行为还是调整非常态下的公民行为进行的。紧急义务是国家为应对法定的危险事由(灾害、瘟疫、战争等)而对公民施加的必须实施或不得实施特定行为之要求,其与国家的紧急干预权相对应。20由于紧急状态下,国家社会秩序属于非正常状态,国家权力的运行必然以恢复社会常态秩序为首要价值,国家紧急权力的运行不可避免会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重大调整。21而此时所产生的紧急义务,具备如下三大特点。

   其一,义务内容的临时性。公民的常规义务往往由法律明确宣告,内容上具备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如遵守交通规则、依法纳税等义务,而紧急义务伴随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干预而生,其所面临的突发情况往往只能预防却难以预判,唯有当具体情况发生之时,才能“因地制宜”地采取紧急干预措施,进而确立公民需要配合履行之紧急义务,因此紧急义务的内容多具临时性。

其二,义务履行的时限性。公民紧急义务的设立,乃因国家在紧急状态下需要摆脱更多束缚,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治理效率,从而快速消除风险,恢复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公民紧急义务的履行本质上是国家行使紧急行政权的所欲达致的目的之一,因此该义务的履行也被限缩于更短的时限之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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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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