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现代中国美学的主题及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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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既不表明康德美学只是哲学史、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更不是说康德美学已为我们彻底消化。相反,它提示的只是,我们要另辟蹊径,重新开发康德美学的资源。

   如前所说,可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康德美学,一是康德的哲学体系,二是以无利害关系为轴心的审美独立论。就第一个方面说,1924年,蔡元培指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

  

   康德哲学获得了重视和崇敬。这不仅仅由于在欧洲思想的发展中康德处于领导地位,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哲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共同之处。实际上,从一般趋势来看,现代中国哲学有两个特征:

   第一,通过经验批判的考察,对知识整体进行检查;

   第二,确认将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置于伦理范畴的原则的基础之上。

   因此,康德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

   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在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迷惘的世界里,特别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它能使最完美的知识和至高的道德的时代潮流融合在一起,并使崇高的永恒真理的理想得以发扬。[97]

  

   蔡元培这里没有讲到美学,但在康德哲学中,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需要审美的中介,蔡元培自己的说法是:“哲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决没有偏取一方面而排斥他方面之理;以伦理为中心,而以论理与美学为两翼,这才是最中正哲学。”[98]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值得向往的理想,真善美仍然是人类的基本价值,那么未来的中国哲学就不能没有美学。无疑的,真善美合一的理想已经幻灭,包罗真善善美的哲学体系也难以重建,但美与真、善的关系仍然需要探讨。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无视康德。就美与真的关系而言,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认为,“作为一种基础认识论学科的奠基者”,康德从来没有把审美局限于艺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超验的审美”一节中,审美不但是“经验可能性的条件”,也是“经验对象的条件”,这表明审美结构对于我们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按照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所知道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外观,从而知识与现实在根本上具有一种虚构的、生产的和形构的性质。韦尔施发现,《判断力批判》也已指出审美功能对于每一种知识形式的根本意义,“但是,由于一种双重偏见,即认定《审美判断的批判》关注的只是名之为‘趣味’的一种特定的机能,以及审美活动只关系到趣味问题,这见解是完全给掩蔽起来了。”[99]就美与善的关系而言,按朱光潜的看法,康德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其“理性目的”的概念:“这个理性目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康德美学的中心支柱,也造成了我们读《判断力批判》时候所必然遇到的困难和障碍。”[100]朱光潜指出的“困难和障碍”尚未克服,韦尔施的新论才刚刚进入中国视野,但都提示我们必须打通“三大批判”,并联系诸如《实用人类学》等康德的其他论著,在现代性危机已然崭露的背景下从康德这里寻找重建真善美关系的启示,重建当代中国价值系统。

   就第二个方面来看,审美无利害、文艺自律论等则是要不断受到批判审查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先锋派、后现代理论都认为审美独立、艺术自律论本身就受社会条件制约,从一开始就与特定的阶级权力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艺术没有只属于自己的独立历史。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则强调,认为存在着一种叫“艺术”的不变物,存在着一种名叫“美”或“美感”的可以孤立存在的经验,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艺术脱离社会生活这一现象的产物。“事实上,《伊利亚特》对古代希腊人之为艺术,与一座大教堂对中世纪之为创造物,或安第·沃霍尔的作品对我们之为艺术。其意义是不大可能完全一样的,但是美学的作用却在消弭这种历史差异。艺术已从总是蕴含着艺术的物质活动、社会关系和思想意义中提取出来,然后被提升到一种孤立的偶像的地位。”[101]“艺术”的历史化包含着“美学”的政治化。德国美学家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兴起以及已经取得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的18世纪,作为一个哲学学科的系统的美学和一个新的自律的艺术概念才出现。“康德命题中的资产阶级性恰恰在于要求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普遍性的情致是资产阶级的独特特征,这个阶级与代表了特殊利益的封建贵族阶层进行斗争。”[102]经历了极左政治对文艺的过多干扰,我们对西方的文艺政治论不能不抱有一定的疑虑,文艺固然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审美独立论也确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以此为由用“看得见的手”直接干涉文艺、管制文艺显然不利文艺的发展;美学研究不应把文艺自律论的形成过程排除在外,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对文艺进行较为纯粹的审美研究。更为复杂的是,审美现代性还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后现代景观又悄然降临。韦尔施发现,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与技术进步和消费文化一道而来的,是世界已变成一个经验的领域,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经济到理论都经历了一个“审美化”,也即将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在披上美学的外衣,审美泛滥无边,艺术饱和过剩,审美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领域。“影响所及,使得美学丧失了它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103]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论的命题内含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无条件的认同与简单的拒绝都无助于讨论的深化,未来美学的发展很可能是超越(康德)美学。

   康德美学是应当被超越的。但首先要超越的我们对康德已有的理解。在此超越的过程中,康德美学仍然意义非凡。就具体观点而言,比如崇高,通常都倾向于强调其道德意义,但根据当代学者鲁道夫 A.马克瑞安(Rudolf A.Markkreel)的研究,康德在“数学的崇高”中已经扩大了崇高的意义:“唤起崇敬的特定理性观念是一个系统或绝对整体的理论目的,而不是道德目的。”[104]就基本方针而言,美国学者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认为,把主体与客体连接起来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是现代哲学的神话,但康德是例外。康德美学如保尔·德曼(Paul de Man)所说,被后来的唯心主义者绑架了。“在康德和德曼看来,如果存在着一个主体,那么,它就是人通过中介去结构世界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经验的主体构成于它自身结构世界的活动之中。”[105]林赛由此勾勒了一条从康德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德曼的体验美学的路线。就其解释力而言,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以康德的“崇高论”解释先锋艺术,把康德崇高论与后现代联系起来。[106]可见,两个世纪前的康德美学仍然保持着对当代世界和经验的开放性,我们不但可以发掘新论题,也可以更新老问题。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学者借助康德基本建构了现代性中国美学的话,那么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挑战面前,这种美学已难充分应对新的文化事态和审美经验;如果说20世纪中国学者在误读、漏读康德的同时又修正、补充了康德并有时又暗合康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全面理解康德的同时仍然要基于社会文化形势的变迁而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重要不是什么都往康德身上靠,更不是对康德随心所欲的解释,而在康德美学与现代问题的互动中实现其在中国的当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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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1978年再版前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高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页。

   [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论现代性》(1980),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3]蔡元培:《美学的进化》(1921年2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 页。

   [5][法]吉尔·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1997),张宇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7]蔡元培:《康德美学述》(1916年《蔡元培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一513页);虞山:《康德审美哲学概说》(《学艺》6卷5期,1924年4月);吕徵:《康德之美学思想》(《民铎》6卷4期,1925年4月);周辅成:《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杂志》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另外黄忏华的《美学略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和吕徵的《美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23年)也对康德有所介绍。

   [8]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10]同上书,第275页。

   [11]郭沫若:“Lobenicht的塔”(1924年11月30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小说的情节很简单:1787年初夏,正在写《实践理性批判》的康德时因耽读卢梭《爱弥尔》而打破了按时起床的习惯,醒来后开窗远眺,邻家的一排白杨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此刻正为“智识的欲望和实践理性的优越”这两个刑具而苦恼着,就要仆人去交涉,要邻人砍掉白杨树。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一贯尊崇女性的康德曾在三年前给邻家主妇送过一朵玫瑰。有此一段美的交往,邻家主妇满足了康德的要求。“撤去了风外藩篱的美,无关心的美,美的洪流超荡了时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站立在窗前,连他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里面了。《第三批判》的受胎便在这时候。”

   [12]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1904年7月),《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王国维论著的“汗德”今通译为“康德”,“美术”是指广义的“艺术”,下文不再另注。

   [13][德]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4]蔡仪:《新美学》(1947年),《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

   [1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79年)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9页。

   [16][美]冯·赖特:《进步的神话》(1993),载《知识之树》,陈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17][美]杰罗姆·斯托尔尼兹:《“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载《美学译文》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7页。

   [18]朱光潜:《文艺心理学》(1936年),《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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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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