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呢？投入监狱之中，干过各式各样的杂活：种菜、种高粱、挑肥，在延庆农场，他干着苦活、重活：搬泥坯、烧砖瓦。

　　 穿着黑色的囚衣，“0683”这个囚号代替了他的名字。夜，十几个人肚皮贴着脊梁骨，拥挤在小小的地铺上。

　　 50双塑料凉鞋装入一只纸箱，包装，搬运。那是在塑料鞋厂干的活儿。最糟糕的是，厂里三班倒，轮到夜班，白天休想睡个安稳觉——牢房里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最大的享受，是用每月3元5角钱的生活费买几包劣质香烟抽。烟能解闷，他愿生活在烟雾之中，愿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1年，2年，3年，10年……时光在孤苦寂寞中流逝。他以“反革命罪”入狱，却一直未见宣判。展望前途，渺茫叵测，望不见何时可获自由身。

　　 强烈的精神刺激，过度的郁闷，长时间地呆呆出神，漫漫寒夜，梦魂无处归宿，他终于精神错乱，几度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院）治疗。

　　 白发，过早地爬上了双鬓；皱纹，过深地刻在前额。他在狱中受折磨，妻女在狱外受煎熬。

　　 18年过去，直到1973年，才宣判：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期限最长的有期徒刑！好在18 年已经过去，只剩下2年刑期了。

　　 不料宣判之后，日子反而过得更慢了——不论是他，不论是妻（这时妻才知道他还活在人间），日日盼，夜夜盼，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终于盼到了刑满的日子——1975年6月。

　　 妻早就给他去信，告诉他：在获释的那天，她会一大早出发，坐郊区头班公共汽车，赶往延庆监狱接他回家。

　　 到了那一天，她真的摸黑出发了，真的坐上了驶往延庆的头班车。她多么想早一点儿见到久别的丈夫。然而，等到她赶到监狱，却不见丈夫的身影。他，一大早就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走了！

　　 那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他和他的行李，跟头班公共汽车照面而过。还没到芳草地，就把他撂下了——司机忙着干别的事去了，不屑于把释放的劳改犯送到家。

　　 可怜他瘦骨嶙峋，扛不动两个行李。他只得把一个包背起来，吃力地挪动二十几步，回过头来再搬另一个包。

　　 唉，那个司机开了个不小的玩笑，累得他喘不过气来。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一个拉板车的老头儿打量了一下他——他一身黑囚衣，一个光脑袋，一望而知是个劳改犯。老头儿一声没吭，把他的两个行李卷放上车，拉到他的家门口。

　　 大女儿用惊异的目光望着陌生的他，半晌，才含泪大喊一声：“爸爸——”

　　 二女儿、三女儿都到内蒙古插队去了。大女儿在贫苦之中患了肺病，总算留在了北京，在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每三个月订一次合同——每一次都有被解聘的危险。二女儿也传染上了肺病，却不得不下乡……

　　 他坐在总共只有12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妻才回来了。

　　 患难夫妻泪眼相对，脸上挂着淡淡的苦笑——总算团聚了！

　　 她看他，老喽！

　　 他看她，瘦啦！

　　 都有一肚子的愁肠，一腔的悲愤，细细叙，慢慢说……

　　 “斯文扫地”，向来是含贬义的成语。然而，从那以后，他也“斯文扫地”——“斯文”人“扫地”啦！

　　 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接着，错划的“右派”也改正了。

　　 然而，胡风错案不见动静。

　　 直到1980年，胡风才得到平反。他的错案也终于随之平反。他恢复了名誉，放下扫帚柄，又拿起了笔杆。

　　 他与胡风久别重逢，这时的胡风，“年龄是很老了，讲话和动作都不方便了”。路翎怀着满腔深情，这样谈及胡风：“他患了癌症，进医院了，这是没办法医治的病，只好将病情瞒着他。我去医院探视，他没有说很多的话，我也默默地坐着。去医院几次，大半静静地坐着。他在逝世前曾问到我的《财主的儿女们》印出了没有，他向我先要两本书看看。我拿去了样书。我便想起我最初投稿的《七月》《希望》和‘希望社’，我便想起几十年来的历程……”

　　 就在他平反之后，1981年他第一次参加戏剧工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多年含辛茹苦的妻随他一起出访，她过度地兴奋，使血压猛然升高，瘫倒在山东德州。

　　 可谓“乐极生悲”！那么多年苦难的生活没有累倒她，她却在幸福的晚年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倒下了……

　　 老两口相依为命，从此很少外出。他在家写作，在家照料着妻，两个小女儿也终于回到北京。

　　 他的新居70多平方米，家具只简单的几件，反而显得空旷，他无心于环境的布置。他吞服着镇静药“冬眠灵”，强求神经的平静。他的一生里，25年（四分之一世纪）销蚀在无谓的冤屈之中。他不能不在晚年抓紧时间写小说，写坎坷人生之路的回忆，留诸后人——愿后生后世平安，莫再“冤”“假”“错”，愿给青年作家、文学新秀的成长以宽松的环境。

　　 1987年，我在《人才天地》杂志发表了关于路翎的报告文学。3月3日，我致函路翎——

　　 路翎老师：

　　 去年赴京采访，承您和师母热情接待，非常感谢。

　　 关于您的报告文学《斯文扫地》已发表，现寄上。不当之处，请指正。

　　 最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您的新作，很高兴。

　　 问师母好！

　　 祝

　　 文安

　　 叶永烈

　　 1987.3.3

　　 1994年3月，我收到印着黑字的“路翎同志治丧办公室”（北京东四八条52号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信封，拆开之后从讣告中得知，路翎于1994年2月12日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我深切怀念这位富有才华而又命运坎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