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外别传与宗教兼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21-07-27 15: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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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 (进入专栏)  
都是从禅观行推演出各自宗派的教理系统。

   然而,两千年中国佛教大势的最终走向是:禅台贤流归净土行。为什么会归向他力救度的净土行,还是要从禅教会通的关系中去思考。太虚大师论述整个中国佛教脉络后,进而分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差异。他感叹中国当时虽有能融会禅教者,但惜无有次第之建立。禅的见地,一定要以戒律和教理作为基础。如果说禅的见地是盆鲜花,那么鲜花下面一定要有非常壮观的花架来衬托。西藏的宗喀巴大师,以教律而建密宗,密宗犹如一个花盆,而教律则如一个花架,以其花架坚牢,故花盆高显。太虚认为,中国历史上禅师的见地其实远远在那些喇嘛之上,“我以为若非宗喀巴之教义戒律上重建西藏密宗,则其密宗当反不如今日中国之禅林也。”太虚非常感慨:“中国古时虽能会教明禅,然未能从教律之次第上,而稳建禅宗,致末流颓败,一代不如一代也。”所以,中国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首先要把基础建牢,宗门禅不能离开教理与教制的基础。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净慧老和尚所建构的生活禅体系,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道安、惠能、太虚三位大师。在《中国佛学》最后一章“中国佛学之重建”中,太虚认为道安、慧远一系,开创了中国佛学的主流。至于旁流,一为承传龙树、提婆学系的罗什等;一为承传无著、世亲学系的流支、真谛、玄奘等。这二思潮迭曾影响主流起变化,并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里。天台、贤首、宗门下及晚期净土行诸祖,虽迭受旁流的影响,仍还由保持着这主流而演变下来。汉传佛学主流有四大特点:本佛、重经、博约、重行。与此相对应,藏传佛教的四大特点是:本理、重论、授受、重学。汉传佛教要真正重建自己的修学体系,就要学习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一切长处,还要学习世界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坚持自己主流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其他支流、旁流的长处。

   如何才能重建中国佛学?第一、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新创建。第二、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这就是说,不管是龙树、提婆系统的中观学派,还是无著、世亲系统的唯识学派;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统统成为中国佛教重建的资源。重建中国佛学,不是依某派宗义或某地宗派来颠覆自己本有的主流佛教,而是回归到佛陀的本源,以我为本,同时广泛地汲取其他派别的长处。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反客为主。

   中国佛学的重建,还必须进入到主流社会中。太虚指出,要“依人乘趣大乘行果”。其要点有二:一、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二、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这也就是生活禅的理论基础。

   上个月7月24日,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行的生活禅二十周年庆典中,我在大会发言中,谈到当今佛教所面临的围墙困境。借用中医理论“不通则痛,通则不痛”,怎么才能通呢?佛教必须高扬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核心价值,改变目前的边缘化状态,进入主流社会。可喜的是,汉传佛教的少壮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借鉴南传的、藏传的修学体系,正在探索汉传佛教的修学次第,重建制度和礼仪体系。由此从体达用,为人间佛教在社会的弘扬,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这是核心层面的重建,没有佛法修证这个核心,佛教就沦为文物遗存或成为供人观赏的旅游景点。

   光有这些核心力量还不够,在红花、绿叶之外,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植树种草,改变精神的荒漠。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佛教文化的弘扬中,日益形成佛教教团的屏护,提升着佛教的文化品味,改善了佛教存在的环境。在信仰主体的重建和文化外延的扩展中,社会层圈中的政商力量,对佛教的正面支持也将日益增强。大家如看前几届夏令营的录像,当奏《三宝歌》时,官员、学者在那里垂手肃立的人比比皆是,但这几年基本上都会合掌,表示对佛教应有的谦恭,这就是进步。在座诸位到这里来,真正想当和尚的不多,想皈依的也并非全部,很多人也就是了解佛教而已。但正如《法华经》所说,只要你一进塔庙内,一声南无佛,就已经种下了成就佛道的菩提种子。所以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不管是佛教修行人、佛教社会人还是佛教文化人,按照佛法真俗不二、理事兼通的方法论,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讲,以证法作为佛法真理的根源和终极归宿,故排除对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的迷失,唯真理是从。在没有觉悟之前怎么办,我们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六祖大师所说,以善知识为引导,以他们所推荐的了义经论,作为增长闻思智慧的教材。

   诸位来到四祖寺,就是亲近善知识,帮助大家走向觉悟之路。虽然现在没有觉悟,但到了这里至少了解我们有觉悟的本性,人生的方向已经指明,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学习经教,透过闻思慧而进入修慧。不管我们是皈依还是不皈依,不管是信还是不信,佛法的真理就在那里。我们随顺佛教在人间传播的时节因缘,明白自己在佛教三大层面中的角色,以儒家所说“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姿态,推动身心提升、佛教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业。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问:有个我一直都想不通的问题,道安和慧远有明显的师承关系,道安法师是念未来佛,希望往生到兜率天宫;慧远法师却是念阿弥陀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他们在信仰对象上发生了区别?第二个也是您两次提到的,就是在处理政教关系上,道安法师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而慧远却说“沙门不敬王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区别?

   答: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主流由道安、慧远一系所开创。你提出的问题,涉及佛教信仰的归宿,这与教理相关,与师承并无必然联系。不仅是道安,到了唐朝开创唯识宗的玄奘大师,信的都是弥勒净土。弥勒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是并行不悖的,都有各自的教理基础。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也相当兴盛,后来逐渐让位于阿弥陀佛信仰,除了教理上的演变,主要与政教关系有关。当时的农民起义要发动群众,就要借助宗教思想来发动民众。弥勒信仰,不仅有上升兜率天的信仰,还有渴望弥勒菩萨下生的信仰。弥勒在兜率天上四千岁之后,下生到人间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折合人间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就像毛泽东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人希望弥勒菩萨明天就下来拯救世上的苦难众生。于是一帮农民起义领袖就借助乱世中民众的需求,说他们就是弥勒的化身,已经提前下凡了。在这样一种政教关系里,统治者对于弥勒信仰就比较警惕,导致后来更多地转向阿弥陀佛信仰。慧远的庐山莲社,所行法门是观想念佛,还不是后世的称名念佛,既是一种净土信仰,也是一种禅观修行。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纪念净慧老和尚的文章里专门谈到过,有人引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个话是断章取义,割裂了上下文联系。道安讲的是:“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 宜令广布。”当时北方处在少数民族统治下,与偏安江东的东晋政权相比更加野蛮。处在残暴的异族统治下,又遭天灾人祸,那么只有周旋于国主,才能让佛教得到生存和发展。怎么发展呢?不是追求道场大、香火旺,佛法的体是觉悟,要使觉悟的言教在人间广布。道安依国主的目的是为了使佛法广布人间,来消除民众的痛苦。慧远的庐山教团,对应的是东晋首都的建康教团,根据佛教史记载,养尊处优的都城教团已经是相当腐败。慧远大师以“沙门不敬王者”的典范,给当时的众生树立了信心。同时,东晋统治者也比较文明,不会因为你不傍王者就把你杀了,所以完全可以高举山林佛教的大旗,坚持佛教的神圣性和主体性。桓玄想用敲山震虎的方式搞政变,效仿赵高的指鹿为马,名为“沙门拜王”,其实是以此测试朝中大臣是不是听他的。当他篡夺政权当了皇帝之后,也就废除了沙门敬王的诏令。我曾谈到中国佛教史上有“神”、“动”、“静”三种类型,正好相应于他们三代祖师的传承。道安的老师是佛图澄,以神通获得北方统治者的崇敬;道安以动而周旋于国主;慧远以静而不敬王者。一动一静,全凭佛教真俗不二、理事兼融的中道智慧。如果道安到了南方,也许会说“沙门不敬王者”;慧远如果留在北方,也会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我们不必陷入名相中,佛教的智慧就看你怎么根据时机因缘,善巧方便地应对时代课题。

   问:老师,我问一个不是很上道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宇宙的真理是唯一的,无论任何形式的宗教,都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所以我觉得只要能使人达到圆满、幸福,对这个世间是有益处的,无论是哪根手指都没有关系,我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努力坚持人性中的真善美,坚持这种大义。在我看过的中西书籍所颂扬的,与我今天听到的六祖惠能大师所说是一样的。这就让我产生一个疑虑:若是如此,我期望的皈依又有什么意义?我皈不皈依,与践行我的理想又有什么不一样?

   答:我很赞同你的看法,真理是统一的,不管是什么思想什么宗教,都是对真理的探讨。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应众生不同的根机,那么对真理的表述和弘扬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圣贤早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庄子·天下》就说过“道术将为天下裂”,产生儒道等诸子百家的分流。对统一的真理做出不同的表述,符合人类文化的发展实际,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可悲的是,有人要用强权搞思想禁锢,把人们的思想统统归于某一类思想或宗教,这就造成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悲剧。为了不再重蹈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到文革以思想治罪的惨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宗教对话,到九十年代推出《全球伦理宣言》,人们一直在探讨“道通为一”的进路。美国天普大学斯维德勒教授,在《存在还是死亡》中,提出对话有四个层次:第一、宗教内部各教派间,比如基督宗教内天主教与新教、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话;第二、宗教之间,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第三、宗教与非宗教之间,比如说宗教与哲学、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话;第四、这是最难也是最需要的,那就是宗教与无神论、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于对话模式,目前通行的有冲突论、兼容论和多元论。在这三种对话模式中,比较能被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多元论,真理只有一种,但走向真理、解说真理的道路可以有无数条。

   我与你的想法基本一致,怎么从“道术将为天下裂”,一步一步走向“道通为一”,这是人类发展比较光明的道路。我们不能以思想治罪,更不能以思想的对立而发动战争、搞恐怖主义活动。大家开诚布公对话,互相取长补短,在上帝和佛面前,我们都是贫下中智,大家一步步走向觉悟的高峰。至于你说愿不愿意皈依,这问我没用,你还是问法师比较好。不管你皈依还是不皈依,佛教的真理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探索。等到你真的有兴趣了,到时候自然就进去了。

   问:王老师,您刚才提到要突破当前中国佛教的围墙处境,说到“不通则痛”。请问那个围墙和痛点究竟是什么?再一个,您刚提到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您认为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

答:我建议你上网查查《佛教观察》博客和微博,英文网名Buddha Eye,里面有我好几篇文章,也包括去年在这里的演讲《如来使精神与法华安乐行》。净慧老和尚曾对进寺院要买门票现象发出狮子吼,回应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的困惑,我们三年前也曾经在庐山东林寺座谈,讨论过所谓的“痛”和“围墙困境”。围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歧视,一个是经济上的盘剥利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如何看待宗教,我曾经列举过六种理论:鸦片论、特区论、适应论、文化论、兼容论、制衡论。目前与政府宗教政策相应的是适应论,即积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由于有些干部水平还不是很高,把它庸俗化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所以,在意识形态歧视的阴影还没有消散之前,经济上盘剥利用佛教所造成的伤害比重就日益上升。这个问题,我在二十年前柏林寺第一届夏令营就提出来了。意识形态歧视和经济上的盘剥利用,人为地造成佛教的供应短缺,民众对宗教的需求被那堵围墙阻隔了,于是大量宗教需求转向外来宗教乃至于各种附佛外道,这造成宗教生态的发展不平衡。短短三十多年来,各大宗教在一片废墟中走向复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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