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21-07-24 10: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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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  
多年以来, 在技术哲学层面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深度早就超越了一般传播学者的想象力。而这种建立在社会整体意义之上更高的思想格局从“媒介”与“决定”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开始就与“媒介乌托邦”很不一样。

  

  

  

   即使是最简单的媒介技术哲学, 都不会将媒介看作是某一类具体的媒介或一种功能性的社会元素, 也不会把媒介当作一种具象的可以触摸的存在物。

   在媒介环境学尤其是麦克卢汉看来, 媒介即万物, 万物即媒介。麦克卢汉这一界定并非横空出世, 准确地说, 他的想法早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库利、帕克等人的思想作奠基。而这一界定也并非后继无人, 除了媒介环境学的各位继承者以外, 德布雷已经俨然成为当代的麦克卢汉。他说:“在媒介学中, medio首先近似地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 象征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这个集合先于并大于当代媒体领域。……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杯咖啡、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油墨盒、一台打字机、一套集成电路、一间歌舞剧场、一个议会都不是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们不是‘媒体’, 但是它们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 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领域。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渠道,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存在。”9因此, 如果将“魔弹论”理解为一种媒介如广播或者是电视造成的后果, 这毫无疑问是很难成立的。但如果将“魔弹论”看作是整体媒介场域或者是整个世界媒介化的后果, 那就比较容易理解。

   在当代技术哲学的观点看来, 媒介也并非是个体或组织使用的工具, 更不是没有任何自身动力的简单的物。它以整体性的形式存在并联结着社会的每一个个体, 决定着人与时间、空间、其他个体与物质世界的关系, 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环境与图底, 甚至连人的记忆和观念序列均由媒介技术来保障与调节。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工业革命构成的持续革新过程引发了种种新的必然性, 正是为了面对这些新必然性, 信息系统建立起来并遍及全球, 结果是通过我们眼见着发展合并起来的电报、电话、摄影、录音、电影、无线广播、电视和信息, 世界记忆本身最终屈从于直接影响心理和群体层次的同一化与差异化———即个体化———过程的工业化。记忆的工业化正是通过模拟和数字技术才得以彻底实现。这些技术随着程序工业中所有最新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日趋完善。”10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的一切观念受控于媒介技术平台而非相反。

   首先技术是一个整体, 它与人、组织和社会制度是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比如德布雷就认为, 媒介技术构成了一个整体媒介域。他指出:“媒介域这个字眼指的是一个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 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空间-时间组合, 也就是一个不同的现实主义。”9媒介域是弥散的, 它构成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中介, 并调整着人与上述两个世界的关系, 而人则身处其中。“人的位置就在这个技术整体之中, 在各类物体配合运作的有机组织之中。”6而海德格尔干脆用“座架”这个词来形容技术, 这个被海德格尔生创出来的名词, 其词根与笔架和山脉相通, 并以此来说明今天的技术体系并不仅仅是什么“主体”使用的工具, 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方式, 它弥散在人类的生活之中, 并不能被一般人清晰地观察。

   其次, 技术有自己进化的逻辑与方式, 因此并不见得受到人类主体的支配。尽管技术进化与人有关, 但它的发明与采纳决不是个体可以决定的, 在大工业时代尤其如此, 人顶多只能算是技术的操作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 那些将技术看作是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的说法, 都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废话”。“这个命题并不是错误的, 因为它确认了某种大实话。它是正确的, 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是说, 它还没有击中技术的本真的东西。”11因为, 现代技术决不仅仅是手段, 它更是一种关系:“手段决不是单纯的手段, 而总是也决定了人与事物、自然和世界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11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 人与大自然之前的关系具有伙伴关系和崇敬关系, 因为人们还没有能够通过科学技术了解大自然的秘密, 人的存在与万物的存在一样均为自在的存在。然而现代性的进程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 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将自己改造为有优越性的“主体”与其他存在物的征服者, 大自然却成了单纯的能量提供者、物质与功能。在大自然对象化或客体化的过程中, 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技术成为人类统治大自然最可靠的工具, 世界的技术化与世界的对象化就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然而, 也正因为如此, 技术反过来规定了人类的观念和行为, 并消解了人的所谓的“主体地位”。因为, “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11一言以蔽之, 在现代性的社会关系中, 技术从帮助人们开发和呈现世界转变为促逼人类在其设定的关系中生活。以今天的媒介技术为例, 社交媒体的媒介化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人无法躲避的生活方式, 完全由不得个体选择, 除非个体想远离其社会关系。

   再次, 技术总是先于社会的个体而存在, 因此即使从表面上看人确实是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 但他的行动一定要按照技术先置的运作方式的要求, 否则就会遭遇尴尬:“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执政党、一个领导人不能长期地‘胡说八道’, 或打算通过随便什么渠道‘传递’任意信息。不管是否拥有行政控制权, 国家都不再是媒体的主人, 相反媒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国家要想生存, 就需要它同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9比如今天, 任何有权势的代理人, 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川普, 都无法改变而只能顺应社交媒体技术构建的民意。人生来就处于技术的世界中, 技术的逻辑也是其存在逻辑的一部分, 所以现代技术体系以各种方式对人类生活提出要求———技术的“会集起来的强求”, 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要求人们对传统作出调整。现代人习惯以技术发展方向作为当下行动的起点, 如果无法感知技术确定的发展方向, 也跟不上技术发展逻辑, 人们就会陷入高度的迷茫状态。由于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种迷失感越来越强烈, 这恰恰就是技术促逼的结果。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真正的迷失方向的痛苦……主要来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速度。这个速度仍在不断加快, 严重地加剧了技术体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落差。”10媒介技术运作的逻辑也同样如此。比如, 当代媒介技术要求传媒人顺应技术发展的方向去设定他们当下的行为方式, 一旦当他们无法洞察技术可能的发展方向, 他们就会陷入高度的焦虑之中。李彦宏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宣布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互联网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 可是其实他并不确切地知道哪一种人工智能是投资的方向。因此, 这里折射出来的并非是李彦宏的力量感, 而是他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无力感和焦虑感。

   面对如此强大的媒介技术, 连媒介乌托邦所说的因果关系式的“决定”都不存在了, 因为人类已经无法预测和言说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进化速度, 更无法断言人本身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因此, 对于上述技术哲学而言, 人道主义技术观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废话”, 技术乌托邦则是一种彻底的空话和梦话。在技术哲学看来, 技术与人类的“决定”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因果关系, 技术与人类是一对互为存在的前提。但对于个体而言, 技术环境先他而存在并限定了他的潜能, 决定了他的时空观与社会存在方式。所以, 这种所谓的“决定”并不是指原因或动机而是前提;并不是刺激反应的因果关系而是限制和限定;并不是支配而是去主体化和异化。当然, 这种“决定”可能比“技术乌托邦”思想中的悲观主义更加悲观, 因为它是伴随着人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摆脱和控制现代技术冲击和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人们放弃使用现代技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的本质并非是人在合适的首先观方面的优势和自主就能克制得住的人的阴谋诡计。”11

   因此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是指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 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 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如果是这样来理解传播学, 那毫无疑问是发现了传播研究的另一片天地。所以, 为什么不能以直面的态度来应对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要对媒介决定论进行污名化, 这种污名化无疑在驳斥了“媒介乌托邦”思想之后, 阻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一种真正用传播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的独特路径。需要质问的是, 只要符合现实和学理, 媒介决定论为什么会受到攻击, 为什么一个学者就不能成为媒介决定论者?当然, 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首要任务毫无疑问是通过解蔽重新发现这种研究视角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 传播研究一直陷入在主客体二元论的世界里不能自拔, 在思想上机械而自闭。这一现代性色彩极强的应用学科长期以来在因果关系和功能主义的局限中, 无法具有主流学科的思想格局。在这个学科里流行的保守主义说辞往往会遮蔽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对媒介决定论的污名化便是其中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 在大自然被对象化的现代性过程中, 大自然的意义被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 而各种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也受到这种逻辑的控制。所以在社会科学的视野里, 学者们分析问题的方式是落脚到功能上的。其结果是有很多有价值非功能主义的研究一旦用功能来加以衡量便显得很异端, 所以它们就被称为技术决定论。

   比如, 马克·波斯特站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进行解读, 感觉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宏大叙事对受众主动性的忽略, 于是便气急败坏地称阿多诺等学者为技术决定论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绕开了文化层面, 站到技术决定论一边。在他们的分析中, 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并且毫无生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并没有摆脱现代理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体, 因此他们就不能把电台的大众化受众看成非他律性的, 故而将这一奴役归咎于技术。”12且不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离技术尚远, 就算说它是一种决定论, 也一定是权力决定论, 说它是技术决定论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由此可见, 传播学通常习惯于将所有不同于功能主义、强调宏大叙事的理论全归于技术决定论的范畴, 并认为这种污名可以一劳永逸地帮助他们在论战时获得心理优势。

   然而, 技术的发展对社会面貌的决定性改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如果不能站在技术重构关系的视角来看待新闻传播现象, 则有可能完全无法解决当下学科面临的问题与危机。如果这时候还纠缠在一种理论是不是媒介决定论等这样的问题中不能自拔, 就相当于拒绝与时代对话。黄旦在综合了卡斯泰尔、麦克切斯尼、延森、马克·波斯特等人关于网络社会的研究之后, 提出了一种“网络化关系”的研究视角。他指出大众传播网络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更大关系之网的组成部分。这张网络的特征包括以下四点:

1.有位置不必有效力, 网络关系始终以去中心与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涌动;2.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消解, 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 看或被看互相交织, 同时发生, 线性因果不再存在, 后果不可预见和不可逆;3.真实、客观等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 由于网络关系中有着各种层面的诠释群体, 意义的建构将成为重点;4.作为一个节点, 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者是什么原创性新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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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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