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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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要于三月作耗中国沿海之地”。于是,朝鲜世宗亲自接见金得观等人,并与两个重要大臣许稠和朴信商讨,决定把这个消息向明朝禀报。当年的二月与四月,朝鲜又两次向明朝报告倭寇的动向,明朝命令沿海卫所严加防范,并下定决心打击倭寇以防备日本。在六月明朝于辽东望海埚大捷前后,朝鲜便向对马出兵,并且在讨伐对马的檄文上说,倭寇的罪行之一,正是“将犯上国之境” 。

   显然,朝鲜的对日态度和对日情报,促使明朝改变有关日本和倭寇的态度,而明朝对日态度的改变,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鼓励了朝鲜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措施。

  

   三、冲突:“应永外寇”或“己亥东征”(1419)

  

   1419年,是朝鲜世宗元年,也是明朝永乐十七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这一年五月初九,朝鲜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地方官朴龄,偶然抓到一个倭寇。通常,倭寇都在海上活动,这次居然深入朝鲜中部,让他们感到很意外。地方官马上送交京城兵曹审讯。审讯中倭寇交代说,“岛中饥馑,以船数十艘,欲掠浙江等处,只缘缺粮,侵突庇仁,遂至海州”。十二日,黄海道监司权湛也向京城报告说,有七艘倭船进犯。第二天,权湛再次报告说,有38艘倭寇船只来侵犯,而且向他们宣称:

   我等非为朝鲜来,本欲向中国,因绝粮至此。若给我粮,我当退去。

   接到一连几次快报,无论是刚刚即位的世宗,还是已经退位的太宗,都觉得十分紧张。在朝鲜的历史记忆中,倭寇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从高丽后期侵犯沿海,导致军民死伤,到朝鲜王朝建立后屡次骚扰,都给半岛带来不小的麻烦。因此,朝廷一面让地方官采取妥协和应付的办法,对付来犯的倭寇,一面决定以大护军金孝敬为京畿黄海道助战兵马使,时刻准备战争。

   也许,朝鲜王朝对倭寇之纠缠和骚扰确实已经不堪忍受,终于导致根本策略上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他们侦察到,由于对马岛发生饥馑,主力大多乘船出动掠夺和勒索粮食,岛上兵力空虚,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妻孥,因此,朝鲜君臣便考虑是否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从根本上解决对马的倭寇问题。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五月十四日发生在朝鲜朝廷的一次君臣议论十分重要。最初,世宗大王曾经提出一个保守的办法,他说,“各道各浦虽有兵船,其数不多,防御虑疏,或致不虞之变”。于是,询问臣下是否应当放弃用船在海上拦截的方式,而改为重点放在陆地防守,也就是所谓“罢船舰为陆守”。但这种方法当即遭到一些大臣反对,在争辩中,已经退位的太宗断然决定,弃守为攻,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他说:

   近日之议,异于前日之策。若不扫除,而每被侵扰,则何异于汉之见辱于匈奴乎?不如乘虚伐之,取其妻孥,退师巨济。待贼还,邀击之。夺其船而焚之。为商贩而来者及留船者,并皆拘留。苟有逆于命者,则剪除之。

   于是,决定任命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以及禹博、黄象、金乙和、李顺蒙等,率领大军以及庆尚、全罗、忠清三道的两百艘船只,计划在六月初八这一天进攻对马岛。

   朝鲜君臣并不是鲁莽地贸然动兵。他们很有策略地一再把当时日本的九州和对马岛区隔开。五月二十三日,在准备大举进攻之前半个月,朝鲜就派大臣赵未生和许稠向日本九州的来使说明“国家讨对马之意”。六月初一,当日本“西海路筑前石城府管事平万京”派人来献土物的时候,官方又再次解释朝鲜对于对马的不满,是因为对马居然自称是日本,“以累贵国之名,罪莫大焉”。并回赠平万京“虎豹皮各二领,杂彩花席十张,布十匹,棉布五十匹”。再过一天,也就是六月初二,当日本九州最高官员源道镇,派人来通报“南蛮船只”通商却被贼抢夺的消息时,朝鲜再一次对日本(九州)表示善意,让礼曹判书回信说,“谕以南蛮船被贼,但令守备,允孚交邻之道,深以为感”,并再次借机向日本九州的长官表达了对对马之倭寇行为的谴责,暗示对马是对马,九州是九州。到了开战前三天,也就是六月初五,朝鲜方面还让人坐船,去告诉九州方面,征伐对马与日本九州不相干,《实录》里面特意记载说,“使船谕以不干九州之意”。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次行动是否得到背后的明王朝鼓励和支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之前的白翎岛(即今南北朝鲜之间,半岛西侧的群岛,包括如今有名的延坪岛等)之战,也许刺激了太宗和世宗的雄心。这一年的五月十八日,入侵黄海南道附近的倭寇船只,遭到朝鲜地方官尹得洪和归顺朝鲜的日本人平道全两支军队的迎头痛击。据记载,尹得洪“获倭一船,乃贼魁所骑船也。贼凡六十余人,得洪斩十三级,擒八人”,而平道全则“斩三人,擒十八人,其余皆溺死”。原本首鼠两端的日本归顺者平道全,在朝鲜大捷的形势下,也只好顺势而为,为了巩固他的归顺之心,本来功劳更大的尹得洪也很谦退,让朝廷把大部分赏赐给了平道全。

   这一年,朝鲜久旱无雨。六月八日,也就是朝鲜太宗决心出兵的这一天,世宗不仅亲自登坛祈雨,还让吏曹判书孟思诚在昭格殿、检校汉城府尹崔德义在景福宫、右议政李原祁在圜丘分别祈雨。也就是这一天,朝鲜第一次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出兵,进攻当时日本的对马岛。战争中,双方死伤3 800人,战争很惨烈,结果是朝鲜攻下对马,迫使对马藩年幼的藩主贞盛求和,朝鲜强行把对马归并到庆尚道,还迁徙对马居民到巨济岛。战争结束的时候,朝鲜太宗发布告谕,说朝鲜征伐对马,实在是不得已,他引用古代中国的历史为例,说朝鲜攻打对马是正义之举,并且说:

   对马为岛,本我国之地,但以阻僻隘陋,听为倭奴所据,乃怀狗盗鼠窃之计,岁自庚寅,始肆跳梁于边徼。

   下面,又把庚寅沿海倭乱、丙子入寇东莱、丙戊夺漕运于全罗、戊子烧兵船于忠清等等罪行数落一遍,证明自己决心进攻对马的正当性。这一天晚上,不知道是祈雨的成效,还是战争的感应,朝鲜京城下了大雨。

   这里可以顺便说到明朝的相关动向。这一年(永乐十七年)四月,正是由于朝鲜方面传来的情报,明成祖命令辽东驻军对日戒备,“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今朝鲜报倭寇饥困以极,欲寇边。宜令缘海诸卫严谨备之。如有机会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遗民患” 。六月,也就是对马之战后的几天,刘江即组织了望海埚之战,对倭寇进行大规模清剿。《明史》记载,“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 。《明实录》则说“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以捕倭捷闻”,在望海埚“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 。

   朝鲜进攻对马岛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叫作“应永外寇”,在朝鲜叫作“己亥东征”,据说,它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的“蒙古袭来”,对于日本来说真是巨大的危机。

  

   四、再平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1419—1420年及以后)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各方的理智开始出现,妥协的主张重新占了上风。

   前面我们说到,其实朝鲜方面也颇投鼠忌器,并不愿意贸然把战火扩大,所以,他们在战前战后不断向日本九州方面释放善意,表明这只是朝鲜与对马,而不是朝鲜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而日本九州方面的源义镇,同样也不愿意直接介入这场战争。于是这一年的年底,日本九州方面就派遣博多妙乐寺的僧人无涯亮倪,和一个博多华人后裔平方吉久(接近足利义持的华人陈外郎之子),以求佛教大藏经为名去朝鲜,实际上是探听虚实。

   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1420年1月),无涯亮倪以日本国源义持使臣的身份,“诣阙进书契献土宜”。据称是足利义持的国书上说,“吾国与贵朝,于隔海之国最近,然而鲸波多险,不时嗣音,非懈也”。借着访求七千卷大藏经的名义,表示要“使此邦之人,永结胜缘” 。世宗二年(1420)的正月初六,无涯亮倪又参加仁政殿朝贺,并赋诗一首:“广拓山川归禹贡,高悬日月揭尧天;圣朝何以酬皇化,端拱三呼万万年”。这使得世宗非常高兴,并表示要“两国通好永坚无渝” 。面对日本方面采取的妥协与和缓姿态,原本就对日本相当忌惮的朝鲜,也顺势而为,这样,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也是在这一年即永乐十八年,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重心面向北方的永乐皇帝,此后三次出征漠北,这就是《明史》所谓“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这些举措,使得蒙古势力逐渐衰退,刚好此时蒙古内部出现问题,瓦剌和鞑靼两部各自安定,北方局势逐渐缓和,不再能直接威胁明朝。然而在这一时期,南方的安南情况也发生巨大转折,也就在这一年,后黎朝的创建人黎利开始“奋起义兵,削平明贼,十年而天下大定”。到了1425年即洪熙元年,黎利逐渐打败明朝军队,安南方面的记载是,“于是顺化、新平悉为我有,诸将推尊帝(黎利)为‘代天行化’”。明朝对于原先占领的安南,逐渐只能采取无奈的守势。特别是在几年之后,也就是永乐皇帝去世后,宣德二年(1427),双方终于谈妥罢兵,明朝无可奈何地册封黎利控制下的陈暠为国王。正如《大越史记全书》所说,“还我安南地方,朝贡复依洪武旧制” ,在成为朝贡国的情况下,明朝承认其独立,以便换来南方的安定。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到对马岛之战的第二年(1420)。为了回应九州方面的善意,朝鲜方面以宋希璟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向日本赠送大藏经,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历史事件。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事件作为象征性的历史事件,而且认为它可以作为东部亚洲新的国际秩序的开端?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朝日外交交流史,也从此基本奠定了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联结日本与中国的东部亚洲国际秩序,而东部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重心也逐渐转向朝贡与贸易。正如前面所说,尽管此后也有“倭寇”“壬辰之役”“德川幕府”“切支丹之禁”“明清易代”等波澜,但在近代西潮东渐从根本上改变东亚面貌之前,大体上,东部亚洲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琉球、安南诸国之间,仍然延续了“蒙古时代”之后的这一基本格局,而环南海的安南、吕宋、爪哇、三佛齐、满剌加、暹罗和真腊,也纳入了环南海东海的贸易圈,从此环东海与南海的海域,基本上从巨浪滔天转为风平浪静。

   在“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或者说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国际关系史基本特点是什么?我的初步看法是,在19世纪中叶欧洲坚船利炮进入东亚,形成巨大“冲击”之前:

   (1)环东海、南海诸国,一方面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联结东北亚,一方面以朝贡和贸易为重心连接东南亚,东部亚洲海域大体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从14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形成,到15世纪20年代基本奠定,从此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几乎延续了四百多年。

   (2)由于蒙古入侵与溃退,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崛起,也就是说,“蒙古时代”之后,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意识,被逐渐唤醒,过去混沌一团的“认同”,出现了政治承认、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用之间的分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明清易代,日本和朝鲜认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的17世纪中叶之后,这种政治认同上的分离状况就越来越严重。

(3)环绕着东部亚洲海域,形成了一个连通东海南海的贸易圈,官方的朝贡贸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贾推动的物质流通。在这四个多世纪中,在这个环部的亚洲海域国际环境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联系,在文化上开始竞赛,在政治上互相角力,其间虽偶有激烈冲突,但又往往能够相互妥协,这个历史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对东亚发生冲击的19世纪中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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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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