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4 次 更新时间:2021-07-15 2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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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迄今在全球小农经济发展经验中,最突出和成功的乃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主要指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其经济进入发达水平的过程中,避免了城乡悬殊差别的弊端。笔者多年来已经发表多篇论文证实此点(尤见黄宗智2015、2018)。简单总结,它是出自历史偶然性的演变:先是在日本明治时期,将地方政府主要职责确定为协助推动发展农业,而后是偶然地,在美国占领之下,受惠于一群特别认同于罗斯福总统比较进步的“新政”的影响下,终止了地主经济(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过45亩地),并系统组织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为农民提供诸如(有折扣地)购买农资、农产品加工和运输、以及小额贷款服务。它实际上确认和确立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体系。

   同时,国家配合这些基层合作社而建立了服务性的廉价批发市场(包括冷冻运输和储藏设备),不同于中国的由部门出资而设立的营利性(和缺乏冷冻储藏等服务)的批发市场,来落实大宗市场交易,借助那些批发市场来确定市价,并确定农产品符合标准。在那样的制度下,日本“农协”成功地成为具有全国市场声誉的“品牌”,克服了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一个基本问题。并且,在基层合作社的小额金融服务之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巨型银行,提供大额金融服务。

   这些要点也在美国的决定性影响下,被同样偶然地相当程度实施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结果是在这些东亚地区的稳定农业发展,也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这样的过大的城乡差别。它可以说是全球迄今比较最突出的小农户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经济整体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中国则至今尚未能做到同等的农产品“纵向一体化”,良性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成绩,以及城乡同步的发展和社会公平度(可以见于众多基尼系数的比较和排名)。(黄宗智2015、2017c、2018)

   其中的关键机制在,国家的有效领导和投入,加上普通农民个人以及村庄社区的良性配合,既防止官僚体系内卷化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也激发普通农民的自愿和为自身的和村庄社区的利益的积极投入和参与,克服无顾民众利益、无顾实际的,仅依据主观意识的官僚主义内卷弊端。笔者与其他研究者已经较详细论析,最近几年兴起的山东烟台市的实验“模式”及其由农民自愿参与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展示了类似的潜力(黄宗智2021、于涛2020、江宇2020、陈义媛2020、黄宗智编著,待刊)。总体来说,“东亚”农协模式堪称高人口密度小农经济的成功现代化的典范。

   五、长远的发展战略:国家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合一

   “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国家与小农户的良性配合。首先是将小农户置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认识到其特殊性和优良性,而不是无顾实际地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前提设定出发,或将被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设定为必须,或将虚构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设定为必须。有的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拒绝市场机制,拒绝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也采纳了其不符实际的(主要仅适用于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教条,将资本主义经营认作必经历史阶段。 有的更强烈倾向完全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意识,忽略小农户的创新性和潜能。因此,没有真正认识到小农户已经在“新农业革命”中展示的巨大建设成绩,由他们自主地积极配合市场机遇而大规模创建各种各样的新农业,显著地推进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期间,小农户虽然没有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全面辅助,但仍然从自身的非农打工收入而成功地投入“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生产和“革命”。(黄宗智、高原,2013)

   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以来,相当部分的农业研究和管理人员已经认识到并发出了关于小农户的成绩及其创新能力的声音,认识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如果能够真正获得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设计那样的扶助和推进,并大规模推动其所设想的更蓬勃的城乡双向互利贸易,其实完全可以将“三农问题”更完全地转化为“三(小)农发展”,全面推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黄宗智2021b)

   需要的是,直面“官僚内卷”和“农业内卷”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机制,但又相互作用的内卷化,系统推动国家,尤其是通过能够像烟台模式那样的超越官僚主义内卷问题的党组织来领导和推动,通过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意愿的决策来推动农民的积极参与。借其来评审、确认政策的适用性,来防御、克服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弊端,激发农民为其自身,也为其社区的公益来推进、落实国家的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读者明鉴,这不仅仅是一个处理农业或三农问题的方案,更是一个解决应试教育内卷化问题的方案。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借助、推进学生和教员们的创新能力和求真务实意识,而不是形式化的、由上而下的官僚内卷化组织,赋权赋能予第一线的教员们及学生们,才是克服脱离实际的、形式化治理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企业管理中,可以同样克制官僚主义内卷倾向,仅顾及管理/官僚人员自身利益的领导和管理-治理方式,重视职工利益,赋权赋能予一线的职工们,包括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和意愿的工会组织,让其掌握一定实权并参与企业管理,才是克制官僚主义内卷的正确途径。

   “内卷”一词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是因为,在资源或机会相对稀缺的基本客观环境中,一旦加上官僚主义内卷化的治理和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人们置于一种无意义的超激烈内卷化竞争之中,但人们为了不落队又不得不勉强参予那样的竞争,由此形成一种特别焦虑的心理状态,受其煎熬。想要拒绝不合理的竞争,但又不得不投入并参与那样的竞争,不然,便会被官僚体系所遗弃。目前的制度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感觉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恶性体系,引起人们对其的广泛、深层的反应。

   上述的仅是一些特别突出的领域中的实例,尤其是“三农问题”的内卷化实例,但应该足够说明其所展示的基本经验实际及其背后包含的机制。同时,也展示了去内卷化的出路和可能机制。其中关键在通过国家,尤其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理念的领导,确认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的不可或缺。两者良性合一,才是解决稀缺资源和官僚主义两者结合所形成的恶性“双重内卷化”的状态。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助于具有悠久历史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的“第三领域”的优良传统。(黄宗智,2021c)它说明的是,国家领导与人民积极参与的良性结合,乃是内卷化的最佳药方,可以克制、摆脱恶性的官僚主义内卷中的形式化、脱离实际和无顾人民的弊端。适当领导和引导人民的参与,可以释放人民的主体性和巨大潜力,为其自身和社区的利益而参与并作出贡献,由此来推动全国家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当然,也是一种长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更是国家长远的发展道路。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nd Bureaucratic Involution: Types, Concepts,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s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word “involution,” the empirical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perating behind that phenomenon. It then considers the very different empirical bases and mechanisms of “bureaucratic involution.” State and peasant might interact in a positive way that leads to development – as when the state in the Reform era gave peasants the power and right to respond to market stimuli and develop the “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new agriculture” that has led to genuine development, demonstrating how small peasants have been the true primary subjects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 true key to genuin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contrast, if bureaucratic involution should force on peasants policies that run counter to realities, it can lead to malignant “ultra-involution.” Similar consequences can be seen in spheres with scarce opportunities relative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seeking them, once they are placed under the forces of bureaucratic involution, as in the “examinations-above-all-else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n similar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at is why the word “involution” has recently triggered such widespread resonance among so very many people. What is needed is state-party policies that truly accord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draw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That kind of combination is what can check tendencies toward ultra-involu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nd de-involution, bureaucratic involution, negative combination, positive combination, path to development

  

   参考文献:

   陈义媛,2020,《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载《求实》,第6期。

   贺雪峰,2019,《规则下乡与治理内卷化: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载《社会科学》,第4期:64-70页。

黄宗智, 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第一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198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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