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1 次 更新时间:2021-07-15 2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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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哪怕只是凭借超时投入而提高了的那么几分。一旦有几个学校的成绩因此高超,其他的学校也必须尽量跟上,不然,便会在激烈竞争中落选。结果是,造成一个强迫几乎所有应试学生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时间来补习、死背和争取相对越来越稀缺的机会/名额。

   至于整个教育体系的顶端,即硕博士生的测试、培训和评估,在不真懂专业研究的官僚管理人员的主导下,培训课程越来越“标准化”,考试分数要求越来越高,评估办法也越来越被单一化、数据化、形式化。其中,包括被一刀切地规定的形式化等级的学刊的数据化划分和排名,以及同样量化的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这一切为的是,适应官僚主义体系自我设定的、自我认定的“科学的”管理标准。对官僚们自身来说,依托于形式化和数据化的虚构之下,还能够避免要真正负责的实质。

   即便是对各个大学教授和各个科研单位的系统评估也如此,而且,国家拨款与其直接挂钩。教育和学术评估的官僚单位统一规划学术“质量”的“生产”和评估,其缜密、复杂程度甚至高于水稻或更加过密化的农业生产。它与高人口密度和高度复杂化的农业生产带有一定的共通逻辑,但是,经过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形式化,带有严重脱离实质,无顾真实(更不用说创新)的倾向。农业的内卷化是主要由稀缺资源和人口压力促成的,但不脱离实际,加上了官僚主义的形式化,方才会真正脱离实际。

   而且,一旦被内卷地精细化、复杂化,它会形成顽固难变的一个体系,并且一直自我确认、自我维持,排除其他标准、拒绝更新、拒绝改革。其背后的动力和机制,显然与上面论析的农业内卷化有一定的不同。其中关键在,小农户推动的农业内卷化最终是为了生存,是一种“生存推动的内卷化”, 不脱离实际,而官僚体系内卷所推动的则可以是为了脱离,乃至于违背实质的形式,可以是一种不符实际的内卷化,甚至是与人们利益相悖的官僚主义内卷化。我们需要将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两种现象和机制区别开来。

   2020年2月20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连同发文通知,要纠正以往过分依赖(形式化)数据对高校、学刊和学术研究的评估,特别突出对SCI国际引文数据的过分和单一化依赖,更多借助学术同行评价等。(教育部、科技部,2020)这是新动向的一个预兆,能否真正纠正目前已经相当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内卷运作,尚待观察。

   (二)企业管理

   再则是企业管理,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首先再次是资源/机会相对追求人数的相对稀缺。企业对其职工所采用的评估制度和思路与教育体系高度相似——凭借的正是官僚内卷化体系中所依赖的“客观”、“科学”、“数据化”的标准。他们对职工们的要求也同样高度内卷化:在机会相对稀缺的客观环境中,企业一般无疑能够找到任何职工的替代人,因此,更鼓励、强化了其对职工们的管理权力,使其更会提出对职工的不合理但符合官僚主义内卷思维的要求。

   996的用工方式便是一个影响特大的实例。和应试教育中的运作机制同样,只要有的企业“成功”采纳了那样的制度,便会对所有其他与其相似和竞争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来源相对过剩的客观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采纳了那样违反旧劳动法规保护劳工的操作方式,完全无顾旧劳动法规定的每周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作时间,逾时要付多半倍工资报酬的条文。一开始,对职工的那样的苛求仅被用于“非正规”的单位和非正规的员工,名义上依据的乃是双方自愿的“合同”关系。(黄宗智,2017a、b)

   如今,那样的制度已经被广泛用于即便原来是“正规的”职工。其中逻辑虽然一定程度上再次与农业经济相似,但经过官僚主义重新塑造,可以成为恶劣得多的压力,完全脱离实质内容,仅要求可以数据化的形式。它无顾职工的意愿,乃至于实际的质量和绩效,只要求做到貌似最“高效”的数据化用工。这是实质性经济内卷和其加上了官僚化的脱离实际的内卷的最大不同。

   但这一切正适合官僚主义的意愿。管理人员有这样的权力,能够将劳均劳动投入数据最大化,能够借此向高层明确客观地表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业绩”。他们能够相应官僚化的要求而提供貌似最具说服力的、客观的、可靠的“管理科学”证据,等于是上面讨论的国家计委文章所论述的官僚内卷化的“遣词造句”,貌似科学又不必负责任和风险的“证据”。对其自身的仕途/管理前途来说,乃是最低风险、而又具有最高说服力的“客观”政绩的方法。何必关心实质性的表现和较难客观量化的实质性成绩?职工们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质量变成无关要紧,更不用说用工中的合理调整和创新了。这样的形式化思维可以说是官僚主义内卷的主要动力。

   (三)农业领域中官僚主义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的结合

   其实,我们在农业经济领域中,既可以看到官僚主义和农业内卷化的恶性结合,也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和农业的良性结合,其中包含关于中国改革后的一些至为关键的问题。

   首先是两者的良性结合。其中,至为关键的是,改革中国家经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让其相应市场机会而做出能够获利的抉择。这实际上是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中的一项关键性的质变。笔者已经详细论证,伴随中国人食物消费转型而来的是对优质菜果,肉禽鱼(包括蛋奶)的巨大市场需求,促使小农户大规模转入高档蔬果和结合饲养与种植的高附加值“新农业”“革命”,到2010年便已经达到耕地面积的1/3和农业总产值的2/3。那是国家赋权赋能予小农户所导致的至为重要的发展的一个方面。(黄宗智,2010、2016;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它虽然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但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虽然如此,政策实施则在官僚主义内卷的机制下,基本无视这个至为重要的发展经验。首先,是一些研究和决策人员的不符实际的意识形态的误识,一直将规模经济认作农业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那是个来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假定的误识。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性和滥用工人倾向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也同时接纳了其一部分的基本设定,即将资本主义和规模化生产认作历史必经阶段。那样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共识,在官僚主义的自我确认意识下,促使国家农业政策一直向规模化经济倾斜。我们可以从2004年到2016年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清楚看到,它们先是偏向成规模的“龙头企业“,而后是“大户”,再其后是成规模的(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其借用的是,经过理想化的美国模式的家庭农场为典范(其实际平均规模达到2700亩,和中国的百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实在不可相提并论)。(黄宗智2021a)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业经济的真正主体和关键在小农户,不在想象中的规模化经营。

   一旦从那样的错误前提认识出发,官僚主义体系中便产生了一整套的自我确认的内卷化话语和数据。地方官员大规模以“创建”更多的龙头企业、大户和 “家庭农场”为荣、为政绩,並将其“客观”“数据化”,譬如,将所有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多是小农户在外出打工中将土地交给亲邻朋友种植, 也包括基层政府调整地块使其相连成片的工程中的“流转”),全都表达或概括为自己推进规模经济效益政绩的“证据”(黄宗智2021a)。而对真正起到极其重大作用的小农户的“新农业”,则视若无睹,因为其与自身设定的前提认识和可报政绩无关,由此而促使,直到2018年,小农户中的“新农业革命”被基本忽视。

   在那样的官僚主义内卷动力下,国家农业政策长期偏重不符实际,夸大了的规模化农业,忽视了小农户所起的真正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其不符实际,许多规模化农业的成绩实际上都是虚拟的,要么是主要由国家的补贴、辅助和优惠来支撑的,要么是将实际上是采取与小农户间的订单、协议、“合同”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商业性单位,全都表达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单位。

   最精准的1996、2006、2016年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基本数据,也因此一再被误导性地转释,忽视了其已经实际上一再证明的,全国真正意义的雇工经营的成规模资本主义农业,一直都没有超过务农人员中的3.3%,在2006和2016年的两次农业普查中,基本没有进展、没有扩大。(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2021a)而真正已经呈现于实际的小农户推动的“新农业“革命则一直都被忽视,直到2012年才被初步正视,被中央“一号文件”概括为“菜篮子”农业,由市长负责(粮食则由省长负责)。直到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方才首次将小农户置于发展农业的中心地位,方才第一次提出须要依赖小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来真正将中国农业现代化。这一切都是笔者长期以来一再论证的要点。

   另一个官僚主义内卷的实例是国家近年来强力推行的“双季稻”种植。笔者早已详细论证,自从196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而大规模提倡种植双季稻——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稻!”)以来,人们(尤其是小农户)便已清楚认识到,“双季稻”需要接近单季稻双倍的劳动和农资投入,但由于第二季的(地力)产量的递减,也由于早稻、晚稻的质量(和村民的嗜好)和市值都远低于单季稻,它所带来的纯收益其实还达不到单一季的单季稻的水平。为此,进入改革时期,便基本完全被具有经营权利的联产承包小农户所放弃。

   也就是说,双季稻实际上不是一个小农户为了生存而愿意从事的内卷化农业,而是一个被不符实际需要的官僚主义所强制推行的种植“模式”。2010年代再次兴起的,在全国一千个“产粮大县”推行的双季稻种植的大潮流,是全凭官僚体系的强力推行,加上国家的补贴来促成的。其政策和逻辑实际上受到不仅是小农户的抵制,更是地方上基层干部的抵制,因此而形成较大规模的弄虚作假来满足官僚们的不合理、不实际的设定。(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难怪,形成了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实效越来越少的“官僚主义内卷化”现象。

   这是一个官僚和小农户对立的实例,也是小农户被内卷化官僚主义强制推进“超过密化”/“超内卷化”的“不经济的农业”的实例。它不仅强制逼迫小农户从事不愿干的(等于是)无值劳动投入,更排除了他们进入高值“新农业”的选择。它说明的是,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可以陷入与小农户利益敌对的一意孤行的错误。它说明的是,极端的官僚主义内卷化能够不仅无视小农户的利益,更能够成为与小农户利益对立的强制性政策执行。它是一种仅凭强制和补贴,以及莫明其妙的官僚化数据,来推动的脱离实际的决策实施。它是极端的官僚主义误识的内卷化执行的一个突出实例。

   这一切说明的是,今后的农业政策必须正视小农户经营的关键性和其实际运作。真正能够推进国家和农业发展的不仅不是无视小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的政策而试图全力扶持、发展规模化农业,当然更不是与小农意愿敌对的政策那样的双季稻种植,而是借助于小农户的发展和创新动力的国家政策,正视小农户在新农业发展中已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延续并大力推进国家在市场经济中,赋权赋能予小农户的基本战略决策。那才是良性结合国家领导和小农户积极参与的正途。它所要求的是,有意识地制约、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系列弊端,借助国家政策与小农户利益的互动结合来推进中国农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它绝对不是官僚们无顾小农户主体性和能动性地来试图符合官僚体制所拟定的想象中的美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发展”。

   毋庸说,在应试教育体系和企业管理方面也如此。需要的是,尊重一线教员们的意见和学生(及其家长)们的意愿,以及企业的一线职工们的意愿和主体性,让他们参与决策,协助管理,遏制官僚主义脱离实际和偏向形式化运作的弊端。目前的体系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更多元的制度来克服目前这个过度单一化、内卷化途径的问题,再逐步进入符合实际的真发展。

四、去内卷化:小农经济现代化的“东亚模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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