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7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8:05:19

进入专题: 土地资本化   中国发展模式   新政治经济学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並减低“交易成本”,两者乃是经济发展的至为基本的动力和机制。如此的观点应该被视作源自基本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政经学传统的一种延申。(North, 1981, 1993;Coase,1990[1988], 1991)

   除了总结古典自由主义政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洞见和盲点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主要的半主流和半非主流的学术理论,纳入关于其洞见和偏颇的讨论,来建立更符合中国发展经验实际的新政治经济学。

   相比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1970、1980年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主要指日本和韩国),更为积极地介入市场来推动经济发展。约翰森将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模式总结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Johnson,1982,1999),而安姆斯登则将韩国的经验总结为“国家指导的市场”guided market (Amsden 1989)。两者针对的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的虚构。他们指出,日本和韩国的国家积极地参与了经济发展,通过国家设定发展战略、贷款和补助、价格调整,甚至介入企业管理等措施,取得了与纯碎的市场机制很不一样的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本投入)的效果。据此,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无为国家主流理论,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界产生较广泛的影响。其中的关键论点是,国家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可以是协作的。在实际层面上,那样的关系尤其可见于日本和韩国的政府与“财阀”zaibatsu、chaebol间的紧密关系。(黄宗智2019a)

   与其相比,科尔奈的影响巨大的理论,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认作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一个服从市场的“预算硬约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 一个拒绝那样的规率而依赖计划经济下国家给予企业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 (即便亏本,仍可依赖国家拨款而照旧经营)。一个会按照市场的价格信号和需要来配置资源,使供需平衡;另一个则拒绝市场机制而依赖计划,无视价格信号,必将导致经常性的“短缺”。在科尔奈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经体分别是自我连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的体系, 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极权和公民社会权力只可能对立;官僚管理只可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相互矛盾;预算软约束只可能和预算硬约束对立;计划生产只可能和市场价格与竞争机制相互矛盾等。因此,他争论,在那样非此即彼对立的矛盾和冲突之下,混合两者的结果只可能是官员的贪污和唯利是图,就像在中国那样。(Kornai 1992:尤见第 15 章;亦见第 21 章,509-511;亦见 570-574) 正是如此的逻辑链,形成了对共产主义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所谓的“休克治疗”的“转型”药方,包括废除共产党和计划经济。

   与科尔奈如此的理论相比,“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其所阐明的实际经验,起码修正了那样绝对化的对“有为国家”的完全拒绝。但是,它并不足以解释之后的,如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成绩要远远超过不仅是采用休克治疗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也超过英美国家之前的发展速度和经验。

   由于约翰森和安姆斯登研究的日本和韩国经济体主要乃是资本主义型的市场经济实体,他们虽然指出了国家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真正动摇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其它基本信条。说到底,约翰森倡议的“发展型国家”不过是个发展型国家的资本主义。即便是安姆斯登倡议的不过也是“国家指导的市场”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没有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体。

   在以上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实际之外,在国际学术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戴慕珍Jeanne Oi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两夫妇对中国1980年代的蓬勃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理论概括(政治学家戴慕珍Jean Oi, 1992, 1999;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1995)。他们论析,在那个过程中,中国的乡镇政府广泛直接设建乡镇企业,使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动力。在理论层面上,他们争论,中国当时的乡镇政府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借助的是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私有企业的不挣钱便倒闭的“预算硬约束”机制。他们因此采用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称谓和理论建构。他们说明的是,基层政府能够像私有企业公司那样运作,並由此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归根到底戴—魏借助的再次依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核心信念——即,市场竞争和其资源配置机制乃是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他们虽然拓宽、修正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科尔奈理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完全否定——说明后者也能够借助、借用经典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来推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他们也再次重申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信念。他们的概括也许可以称作“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没有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经济体及其基本信条。

   在戴-魏的理论之外,还有经济学家钱颖一等关于“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论析,将中国的地方政府比拟于美国联邦主义下的州政府,说明它们是“维护市场”的,因此,起到了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 1995) 那样的论析,固然能够起到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沟通的作用,使用他们的词汇、概括来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部分角色。当然,也和戴-魏的理论同样拓宽了对政府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和理解,挑战“无为”政府的虚构教条。但是,那样的建构也模糊了中国特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在美国的联邦制度下,除了战争期间,其实根本就不能想象中国这样的中央与地方步伐一致的实际,以及其所包含的(周黎安教授所阐明的)特殊发包与承包机制,既高度统一,也充满地方能动性(我们只需比较新冠疫情中两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的深层不同,便可明白)。当然,更不可能想象中国发展经验中那样的土地资本化,更毋庸说结合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的体系,及其在“土地的资本化”过程中两者分利的模式了。

   我们可以说,“公司型地方政府”和“中国式联邦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共同是,拓宽、修正了经典自由主义“无为”国家的虚构,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另一种政治经济学,但是,和发展型国家一样,他们遵从和引用的依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将私营企业市场经济设定为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戴慕珍-魏昂德来说,中国的乡镇企业之发展,不是推翻或修正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个核心信条,而是再次阐明了其之无可质疑。也就是说,中国的乡镇政府成功地模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运作的原理和机制,因此才推动了中国的蓬勃乡镇企业发展。对钱颖一来说,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起到了维护那样的市场经济的作用。归根到底,他们申明的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念,绝对不是超越性地综合私有和公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路。

   而且,如今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论析并不能说明、解释本文讨论的中国在1990年代开启的、由省、市、县级的政府,借助中央的决策和其土地所有权,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和其所包含的发包与承包方式的运作机制,来推动中国经济体的加速、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借助的不再是简单的基层政府模仿市场经济的公司运作方式和机制,而是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地方和私企三者协作的运作模式。其中,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关键条件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政府对全国土地所拥有的所有权,在蓬勃发展的新興房地产市场和产业中,借助快速资本化和增值的建设用地来支撑政府的融资。加上地方政府在中央紧密掌控的官僚体系中的竞争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私营企业公司,特别是房地产业公司,相应市场需求而积极营利,由此而推动了蓬勃、快速的经济发展。三者在房地产业方面的的结合既起到关键的起飞引擎作用和动力,实际上还是其整个体系的基本运作机制的典型。正是那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其组办的国营企业,协同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协作,包括“分利”,形成并推动了中国经济和城镇的快速发展。

   它的运作不再是简单的乡镇政府的企业之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机制,而是一种更复杂和新颖的国家的中央和地方通过发包与承包的独特的政府内部“内包”来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再通过地方政府同样地发包(外包)予私营房地产和其他产业公司,借助其逐利的积极性而组成一个新颖的政治经济体。它既非纯粹的逐利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非死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兼用两者的运作机制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

   其成功、快速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简单的、科尔奈似的市场vs.计划,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逻辑和模式的不足;反之,其中的关键正在两者的有效结合,借助中央的明确指导/引导和其掌控资源的独特权力和资源(特别是土地),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其积极配合中央,然后由地方政府发包(外包)给私营企业,借助后者的市场营利追求,来激发和推动不仅是企业家们的积极性,也是官场官员们竞争中的积极性。同时,又借助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来淘汰、克制、排除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如空洞的“形象工程”)。结果是国家的运作机制和市场的运作机制的高效结合。其中关键在两者的协同与综合,不在两者的对立。也不仅仅在国家对私营企业所起的“发展型国家”作用,或“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作用,或维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地方政府,那样的模式都仍然基本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搭界。

   但在中国,两者的结合、协同运作模式中,在中央的引导下,官员和企业家们共同协力,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也共同协力,显著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国有(社会主义)和私有(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实体携手合作,特别鲜明地体现于政府借助国有土地的资本化而融资来设置的“八大投”类型基础设施建设公司,配合追逐稳定和高额利润的房地产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创出了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它来自国有经济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协同运作,和其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协作,不能够借助简单的私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认识和理解,也不能够仅凭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效帮助的理论来认识和理解。当然,也不可能仅凭基层政府模仿资本主义公司、转化为市场化的企业的运作主体来理解。它是一个有效结合公有和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依据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没有见过、没有考虑过的特殊新型的政治经济组合、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协同运作,乃至于分享市场盈利,展示的是十分不同的一套机制。

正是公有和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结合,组成了中国经济在其关键的起飞阶段的特色。它是个新型的政治经济现象和形态。它尚待我们摆脱现有成见去认识和理解。虽然,其中关键无疑仍在国家与经济间的关系,即政治经济。它需要我们超越,而不仅是小调或小修小改,现有的经济理论模式去认识和理解。我们需要将过去的国家vs.社会/经济的二元对立基本思维,以及单向偏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其等同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思维置于一旁,而聚焦于中国的新国家+社会经济融合体中的一些新的关键机制。譬如,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的拥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起到大规模将土地资本化的融资作用;地方官员通过中央政府严格管辖下的官场竞争的机制而带有能动性、自主性地与中央良性结合,成为地方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的国有“八大投”基础设施公司和属地的私企间的非常明显的协同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宗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资本化   中国发展模式   新政治经济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45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