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6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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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待刊b)。

   农民中的最底层则是中国最近的扶贫工程的对贫困户所用的基本定义——即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以下,共约8000万人。在这个(实际上是)“赤贫”阶层和上述的“中产”阶层之间——即日消费1到10美元的人员——则是下层农民和农民工,合起来占到所有户籍农民中的多数。这固然是个贫富相对悬殊的社会形态,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中的获益者,一定比例进入社会中层和中上层的户籍农民。

   如果中国真能像赵燕菁的建议那样,再添加3亿人的中产阶层,那将是中国真正进入“小康”社会和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真正全面迈向“共同致富”的新局面。

   相比政府机构,中国的共产党党组织具有更能够超越(笔者称作)“官僚主义内卷化” (黄宗智2021a)的倾向的能力,不会同样倾向陷入官僚和科层机构中常见的媚上欺下、重形式过于实质、自我封闭、自我僵化、脱离实际等弊端,能够凭借崇高的治理理念和政策上的远见来激发民众的积极参与而超越那样的弊病。当其推进真正符合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更能够排除官僚制和科层制的弊端,更能够激发民众的由下而上参与的能量。当然,如果社区本身是属于已经陷入分裂状态类型的村庄的话,党支部的领导更为必要,借以超越社区内部的族群或派系争夺,以更崇高和清晰的理念来激发、带领民众参与。

   在过去的改革期间的村庄治理中,所依赖的机制和理念主要是个人利益,不是社区共同利益。无论是规模化的企业还是政府补贴的项目,都带有那样的强烈倾向。为此,造成农村社区公德的真空状态,可以至为具体、形象地见于村庄满地垃圾、道路不修的恶劣状态。在私利当头的价值观下,地方政府和村民本身都无暇关注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全村人民的态度都成为,要我来清理的话,给我多少钱?

   面对这个问题,成都市于2010年开创了由地方政府拨款20万给村两委为起点(后增加到40万、乃至于60万)的举措。它凭借的是地方政府科层制的组织,凭借雇人来负担清洁工作。一开始确实起到可观的作用。虽然如此,久而久之,很可能会又再陷入行政机构中常见的一系列官僚主义弊端,包括重形式过于实质,过分繁杂的程序和表格、文书记录、审核等,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内卷化的状态之中。(黄宗智,2021d)那样的话,伴之而来的将是,投入需要越来越大,但效果越来越小。这是过去基层治理常见的状态。其中关键的缺失在于没有民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社区的公德而积极参与和投入。

   烟台“模式”的优点是,它借助的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党的“共同致富”优良理念来领导和引导,而同时又不限于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组织”或“动员”的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过群众运动所可能附带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感情化和暴力化的极端),而是以民众出于自己切身的公+私利益的推动而有序参与的机制。其效果主要见于村庄社区的实际利益的推进和发展,即便不见于形式化的官僚文书和审评。它不是回归到高度偏向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也不是过分极端的群众运动,更不是单一的私有化和私利化的资本主义型激励机制,而是结合党的优良崇高理念和领导的传统,加上个人化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来追求人们至为关心的切身私利+公益的有序做法。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与此紧密相关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到1990年代,基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来为小农的产品提供“纵向一体化”的加工、运输、销售服务,由国家来设立与之搭配的现代化批发服务市场,配合农村社区合作社来建设完整的加工、运输和销售服务的物流体系(譬如,生鲜产品的冷冻链),使得小农户能够占到更高比例的来自农产品的收益——而不是像中国今天这样依赖高成本低效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和昂贵的千千万万小商小贩+大商业资本所组成的纵向一体化服务, 或同样是高成本低效的旧供销社服务体系。这是笔者多年来呼吁的进路。(黄宗智2015、2018)最近的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已经初步提出了与其近似的方向和设想。(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 黄宗智2021e)

   更有进者,中国可以借助人民的积极参与来协助国家建设(自然)村村户户通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展农村和城镇的双向商品流通,一反过去主要是单向的城乡贸易,主要由乡村输出粮食、棉花、蚕丝、肉禽鱼和其他的优质农产品(黄宗智2021e),而建立一个可以更完全依赖中国自身的“内循环”经济体系。那样,才是真正能够协助新型小农户应对“大市场”的办法。

  

   六、前瞻性的新政治经济学

  

   国家需要将最近已经在社会相当广泛兴起的半自发性现象,更积极地使用国家资源来引导和推进。这不是一个西方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虚构,或“国家”vs.“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所能认识和理解的做法;它是个源自笔者论析的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上下互动的第三领域实际和运作机制的方向。(黄宗智2019b)本文提倡的是更广泛地借助如此的历史和社会治理资源来应对今天的发展和治理需要。它是一个能够成为克服小农业内卷化和官僚主义内卷化弊端的重要方法和模式。它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将落后的“三农问题”彻底改为现代化的“三农发展”的方案。(黄宗智,2021c)

   如果能够良好地结合由上而下的崇高“为人民服务”治理理念和由下而上的社会积极参与,中国未来的走向也许可以被称作“人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主义(区别于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既处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以及中国革命和计划经济的旧式社会主义之间,也是资本主义的私人逐利和社会主义的共同致富理念的综合,甚至可以视作自由主义民主(和无为国家)与革命群众运动之间的新型“人民主义”的,超越并融合中西不同经验的长远发展道路。本文提倡的正是如此性质的兼顾国家与经济-市场-人民,综合西方民主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理念的长远发展道路。当然,所欲提倡的也是附有如此视野和抱负的新型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型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

   简单总结,如此的政治经济研究的焦点在社会经济和治理体系双维的交接和互动。而对那样的交结点的研究,一如本文所论证,要点不在现有的各家各派的理论,而在中国改革期间的实践。它是个成功的经验,甚至是“举世瞩目”的发展经验。它并不来自任何给定不变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路,并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它的形成不仅是出于中国本土的塑造,也是出于借鉴西方经验的引进。它的特殊性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理论惯常性的二元对立的演绎逻辑思维(如国家vs.社会、西方vs.中国、主观vs.客观、意志vs.结构,乃至于理论vs.经验),而实践则必然是超越如此简化、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抉择。正是在后者之中,中国摸索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进路,既是全球化的也是中国的,既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既是市场经济的也是国家领导的,既是国家治理的也是人民参与的进路。它是笔者长期以来提倡的,带有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黄宗智编著,2020b)具体到中国改革期间的发展经验,土地的资本化和市场化,以及其后的资本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化,乃是既充满中国特色而又是综合西、中经验的超越性进路,其经济体的发展进路既是私有的也是国有的经济,既是市场经济化的也是社会主义化的进路。正是这样的实践经验,包括其所附带的一定程度的历史偶然性,组成笔者要提倡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内容和理论与方法。

  

   七、以往的和新型的政治经济学

  

   回顾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影响力最大的无疑乃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与其对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共同是主要关注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前者特别突出“无为的国家”的理念和虚构。那是因为,亚当·斯密的论述所针对的是18世纪后期仍然占到主流地位的重商主义——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介入,要求通过国家支撑的对外贸易来积累金银,为的是更有效地和其他新兴民族国家竞争、争夺和战争。斯密代表的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要从国家和贵族争得更多的自由活动和贸易空间,借此来推动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提出“无为”或“放任”laissez faire国家的建构和理念,包括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来推进社会(和国家和地区)分工,来推进产业工场及其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其所给出的开宗明义具体例子是,由单一人来进行棉纺针织所需的(大头)针的生产,由于其十多个不同生产程序,一天可能连一枚都生产不了,但由十个人来分工协作,一天可以生产48000枚针或更多。(Smith, 1976[1776]:8)这是产业化分工的至为原始的实例。由此,建构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模式,要求无为的国家让市场竞争自律的“看不见的手”充分运作,借此导致最佳的资源配置。国家财富将会因此螺旋式发展、上升。这些关键概念至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一般的“教科书经济学”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经学则指出,自由主义的建构完全无视至为关键的实际运作机制,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将一切价值最终来源认定为劳动(根据其“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对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其实际生产价值和其从资本家所获得的工资之间的差值)。资本家将会尽可能将工资压到最低,借此将利润提升到最高。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至为关键的(“剥削”型)生产关系。

   更有进者,19世纪中期,面对日益泛滥的帝国主义,包括“大英帝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侵入,马克思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丑恶面、侵略面和剥削面。相对中国来说,他极其清晰地说明了偷运鸦片“商品”和鸦片战争的实际性质,有力地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单一面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自我虚构和理想化,点明了资本主义的恶劣面。(Marx 1853-1860) 这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同样强烈倾向高度简单化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将资本主义视作普适的必经历史阶段。固然,马克思也曾经充满启发性地指出,居于原始到奴隶到封建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之外的,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在其学术理论被建构为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于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会议中,被正式排除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历史理论之外,后来在当代中国基本也如此。(Fogel 1988)

   伴随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统治的解体,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被构建为占据霸权地位的、自我宣称为一门“科学”和普适的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的讨论而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既有其洞见,譬如,自由平等的互利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以及如此的贸易会促进社会分工,起到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其不符实际的自我理想化、单一面化的虚构,譬如,无为的国家,它既不符合西方自身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后发展国家的实际需要,因为“无为”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抗拒帝国主义的。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既有其洞见,譬如,资本主义会尽可能压低弱势的劳动人民的工资来争得更高的利润的实际,以及其无穷逐利的基本性质,也有其盲点,譬如,拒绝市场经济而坚持计划经济。

另一需要讨论的是,近几十年中影响越来越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流派。它基本完全接纳上述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论点,但在其上更特别突出私有产权及其相关法律的关键性。在诺斯和科斯的论析中,那是资本主义(和一切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条件:有了稳定的私有产权才有可能激发“理性经济人”的营利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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