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7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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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固然,中国模式的发包-承包治理模式,也带有一定的弱点和局限。譬如,它会导致对一些比较“软”的指标(区别于GDP增长的“硬”指标)——如福利、公众卫生、医疗、环保、教育等的相对忽视。同时,地方政府也采用了同样的模式和机制来操作其与下层,包括最基层的乡镇和村庄的治理。所展示的是,类似于中央和省、市间的行政发包制的后果——即在中央定下的关键指标(“发展是硬道理”)的倾斜,但对非关键方面的领域则相对忽视。

   更有进者,在政府和私企协同追求GDP增长的大框架下,政府难免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来促进发展。这方面,最重要的也许是地方政府在大规模争取“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较多依赖诸如将土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让给外商外企、给予其税收优惠、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其进行无顾(旧)劳动法律对劳动者的工时、工资、工伤保险,更不用说医疗保险和退休保障了。最终,导致基本无顾旧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2008年以来改用新的“劳动合同法”,用合同——双方自愿接纳的逻辑和借口——来替代旧的对劳动者的保护的法理。毋庸说,那样的用工会导致众多滥用雇工的恶习。(黄宗智2010、2013、2017a、b)

   至于政府与非政府的社会之间的“外包”关系(周黎安教授区别国家内部的行政“内包”与国家和其外部的社会的“外包”,是个强有力的概括——周黎安2014;亦见黄宗智,2019b),改革期间同样高度依赖由上而下的发包与承包运作机制。无论是大如上述的高楼的众多公寓式“房子”的建设工程,还是小如一个行政村或个别学术人员的研究项目都如此。其优点在能够激发一定的由下而上的“抓”项目的积极性。其劣点在于一切都以个别单位或个人追逐“项目金”的利益或官场追逐晋升为其激励机制。一方面释放了私利追逐所附带的积极性和能量,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抑制、弱化了社会和社区原有的公德、公益道德观念和激励,塑造了一个越来越私利化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伴之而来的是人们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对公众和社区公益的无视、无顾,乃至于欺骗、敲诈、损人利己的行为。

   如今,需要的是,重建中国道德文化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公益道德价值和行为。为此,一个已经相当广泛呈现的重要现象是让社会更多、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和公益方面的工程和治理。在这些方面,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早已展示了相当高度的社会公共积极性,不仅在农村的“集体”村庄中如此,在城镇的“单位”中也如此,但其中的关键机制主要还是国家和党的由上而下的管制或“动员”。国家决策一旦有失误(譬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会导致灾难性的偏颇。那是过度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其官僚主义弊病所导致的问题。在计划经济解体之后,国家有序地赋权赋能予社会,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是,它惯常以个人私利的激励为主,很快促使市场私利的个人逐利价值观蔓延全社会,导致公德、公益心的萎缩。连带而来的是,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谚语转化为完全私利化的理解和滥用。

   针对如此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的论者将希望主要寄于村庄自发性的公益活动,并特别突出一些那样的经验实际的案例。吴重庆最近特别指出,在他家乡莆田县傍海的孙村中,虽然中青年的人大多已经外出打工,造成村社之中公众化行动的真空,最近居然通过在外工作的有心人的微信群体联系,发动了一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公益募款、捐款工程。从一开始的比较狭窄目标,即组建一个景观性的墙屏,拓宽到加阔一座旧桥,再拓宽到固化村道的工程,起到填补村庄内部公共服务真空的作用。(吴重庆,鲁希奇、熊春文、狄金华, 2020)这就说明,长期以来的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具有可资借用来弥补目前众多村庄尴尬的社区公共服务真空状态的潜力。

   鉴于此,我们固然可以寄主要希望于村庄的自治潜能,但是,笔者认为,更实际和可持续与大规模的进路乃是既是由下而上而又是由上而下的做法,依赖既是党的“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以来大规模有序释放由下而上的能量的优良传统。两者结合,既能够排除官僚主义的脱离实际、无视民众意愿的弊端,也可以借助社会能量来推行、落实国家与社会的乡村振兴的共同目标。

   其中关键在,国家所领导的作为必须真正符合村庄人民所需,真正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参与,真正能够满足村庄社区的公共需求。村庄公共卫生和垃圾清理、道路修补、河溪疏浚等正是那样的直接涉及村庄社区公共利益的工程,乃是政府与村庄理所当然应该合作处理的问题。如今的防控新冠状肺炎的疫情也如此。只要上面的、党领导的政策恰当并符合村庄真正的需要,现有的村庄两委组织应该能够重新激发社区活力和凝聚力,而不是花尽心思和力气来追逐官僚们所特别关注的形象工程和项目。其中关键在真正依赖由上而下的领导加由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支撑、配合。正是那样的结合,才是真正乡村振兴的应走道路,由此而释放更多更大的由下而上的能量。(董磊明、欧阳杜菲[2020]的近作根据湖南一个村庄的防控新冠状肺炎疫情的深入调查,对此中上下协同的运作机制做了有说服力的阐释和论析。)

  

   五、迈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相应中央乡村振兴工程的提出,我们最近已经能够看到不少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实验和呼声。从较小的实例谈起,譬如,新兴的政府+社会参与的农村养老安排,包括由本社区具能老年人来辅助缺能老年人的生活。它是一种政府(建设养老院)和社区人员参与的低成本、可循环、可持续的做法,非常符合中国农村今天极其快速扩增的养老问题的需要。(贺雪峰2020)类似的做法在城市社区中更早便已呈现,也是政府+社会和社区参与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管理体系”(吕津2010)。在西方,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由营利性公司(或保险,或慈善、教会机构)来提供的,但中国,部分由于其国家和社会互动所组成的(笔者称作)“第三领域”的历史传统,非常顺理成章地形成如此的半正式、半非正式制度,所借助的正是可以用(西方所比较罕见的)由国家领导和社会参与的第三领域来概括的传统和现实。这当然也是个可以扩延到更多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做法。(黄宗智2019b)

   在改革之前,“第三领域”性质的组织一定程度上可以见于农村村庄集体和城市的单位组织,虽然,它们当时是一种比较高度管制化和官僚化的组织。伴随改革的转向,国家已经大规模转向依赖私企、私人和私利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矫枉过正的转向。村庄的公共服务也因此已经成为一种政府顾不到,原子化了的私人逐利又不理的真空地带。而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制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则大多仅导致营利性的追求,少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当然也谈不上小农户和小(自然)村庄社区人民的积极参与。

   面对那样的基层公共服务真空状态,如今已经触发了不少源自社区合作理念和动机的新现象。上述的养老组织便是一个例子。新近的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包括产权未经明确但是被公认为属于村庄社区的荒地、林地、水面、山坡等),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农村社区的合作社(亦称“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过去十多年来主要试图模仿美国的、脱离中国实际和多是企业型的“专业合作社”,也是;它有可能会起到将之前未经明确的集体产权资本化的作用,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和动力。(黄宗智2021f、2021c; 亦见黄宗智,待刊a:第10章)之前的专业合作社在中国所导致的是众多虚、假、伪的,为争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营利型合作社,对农村社区公益和公共服务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黄宗智2015)

   这里指的绝对不是一种“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而是新型的、基于改革中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综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结合公益和私利追求来克服眼前弱点的动向。以山东烟台市农村的一个实验为例,在2017年开始在11个村试点,采用的模式是依赖村党支部来“领办”新兴的农民直接参与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对推进村庄民众的共同利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2020年8月,这些经济合作社已经覆盖全市的2779个(行政)村社,占到全市村庄的42%,自愿入社入股的农民达到35万人。与过去“专业合作社”的不同是以村庄社区而不是“专业”和企业为基础,以党支部来“领办”而不是科层—官僚主义化的政府机构,由小农户为了其共同的利益而积极入股参与而不是仅仅由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化组织。其理念和机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规模化经营农场的私利,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核心“服务人民”和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较好地结合了公益和私利的追求。因此,才会得到民众自愿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于涛2020;江宇2020;亦见彭海红2017)

   至于城市,赵燕菁教授提出,国家可以考虑下一步采用“先租后买”的廉价公租房方案来给予下一层级的城市人口进入中产阶层的路径。他设想的是,如今中国已有约3亿的中产阶层,通过“先租后买”的方案,可以将其再拓宽3亿人,也可以借此带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赵燕菁,2019、2020)

   这是个使我们联想到2009-2011年重庆市所采纳的方案,为200到300万农民工提供月租500元的50-60平方米的房子,在租赁三到五年之后可以逐步购买的一项工程。所需资金主要来自由市政府本身进入公寓式房子的建筑工程来捕获那最后阶段的可预期增值和盈利。2010年11月16日,国家"三部委"(财政部、发改委和城乡住房建设部)发出通知要在全国推广那样的廉价公租房的建设,并要求把指标落实到地方官员的“目标责任书”层面上。 (《三部委要求全国推广重庆公租房融资模式》,2010.11.17;亦见《三部委:土地出让净收益可用公租房发展》,2010.11.16) 虽然,之后并没有真正被广泛实施。

   那是个主要针对达到条件(在重庆已经工作三到五年的农民工)的(全市400万农民工中的)300万人,为他们提供有尊严地融入城市的计划。其转换户籍的计划,原来预计三年完成(2011年8月),结果提前完成。(黄宗智2011)那样的方案,最终无疑将大规模扩大中国的中产阶层,让达到条件的农民工也进入赵燕菁称作“城市化2.0”的阶段。(赵燕菁2019、2020)

   根据最新的比较系统的一项国际研究(所使用的是中西研究人员于2002年共同设计的, 持续至今的抽样样本的数据),如果其所依据的抽样真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话,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在2013年占到城市中上阶层的2.5亿人中的10%。这里的“中上阶层”的定义是欧盟国家中产阶级的定义,即在2013年每户每“人”(指一户中的第一成年人,第二人则以0.5计算,14岁以下孩子以0.4计算)每日花费$36到$12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换算为2013年的135元到451元人民币。(Gustafsson, Yang and Sicular, 2020)。其中,许多是被征用土地的城郊农民。当然,他们对征地的抗议和争权——几十年中组成了中国的民众集体抗争中的最大比例——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用上述的定义来计算的话,2013年的9亿户籍农民中,有3.6%可以称作国际发达国家水准的“中产阶层”,比例虽然不高,但其绝对数(2500万)已经相当可观。

如果不用上述的欧盟水平而以中国较普遍使用的定义的“中产阶层”水平(每人每日消费美元10元到50元),人数和占比当然要大不少,也许达到户籍农民总数中的大约20%或更多。其中,应该包括大部分进入正规经济而带有正规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农民工(2014年的2.7亿农民工总数中的17.6%和16.7%)(《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以来的按年监测报告不再给出参保数字),也包括务农农民中的“新农业”农户的相当部分(黄宗智编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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