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及其三个向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06: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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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槐  
1.新技术应用。当今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之中,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故而,首先,国家治理机构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当尽可能地装备最新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只有装备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比如,当今社会已处于汽车时代,犯罪分子以汽车为作案逃逸载具,如果我们的执法机关却还在使用人力单车为重要交通工具,那是很难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再比如,现在互联网已普及且发展到5G阶段了,而如果我们的政府机关不装备5G终端设施,那也是无法跟上服务社会的变化需求的。因此,国家治理机构必须要装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并表明自己的治理水平达至现代化。其次,国家治理机构工作人员当成为应用先进技术手段的熟手。比如,在互联网手段普及的当下,如果我们的国家治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电脑,或使用技术水平有限,则很难适应社会的需求和防范可能的风险。当然,这里讲的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不仅包括直观有形的物理技术,也包括无形的社会技术如心理技术,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不仅是物理变化过程,更是社会关系和心理变化过程,不懂或不会运用社会技术也是无法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比如,国家基层治理主体在推进基层治理过程时,就迫切急需要将法治手段与德治手段、自治过程融合起来的技术创新。其三,国家治理机构装备应用新科学技术有利于新科学技术的培育和推广。一是国家机构采购本身是个很大的市场,二是国家机构的采用有着比媒体广告更为有效的广告效应,将为新科学技术的推广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2.对科技发展趋势的敏感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指导并推动科学技术以最快或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量度之一。其中,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创新体系的构建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和科技部门具备高度的科技发展敏感性,对于科技发展趋势、新技术应用政策、市场发展前景、发展新技术的限制条件和突破路径等一系列问题了然于胸,并依据技术发展规律、市场发展规律和国家(社会)需要制定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动员一系列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参与其中,并筹集相应的扶持资金以支持产业发展。进而,为了提高敏感性,一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坚持终身(职业生涯)学习态度,不断增强科学素养;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如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当时刻了解新科技发展动态,预测发展趋势;三是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机制的功效,畅通国家治理机构与活跃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广大科技人员的交流沟通渠道。

   3.技术管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人类生产活动各个方面,技术管制是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不被技术应用反噬,保证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正向功效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它已成为越来越庞杂的巨大治理体系:从管制的时间上来说,有短期管制、长期管制、临时管制,从管制的形式上来说有国家管制、市场管制、社会管制等形式,从管制的内容上来说,有安全管制、伦理管制、权利管制等,从管制方式上来说,有强管制、弱管制,有司法管制、行政管制、技术管制(通过技术本身的运用来对技术进行管制)等,且这些管制类型互相渗透、互相涵盖。推进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管制层面上的现代化,首先要求治理主体结构娴熟地综合运用上述管制手段,上述管制手段运用是否得当标示着治理水平的高低。其次是治理主体应依据技术应用后果的显现程度,比较成本收益的比例,结合社会各方的反应,采取不同的管制策略,比如,对生态环境破坏大的技术,采取坚决禁止的原则和策略;比如,对个体隐私权有影响的摄像监控技术采取分别场景管制的原则和策略,依据场景分别予以禁止或许可;比如,对收益显著但危害不明、伦理禁忌强烈的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采取谨慎的原则和策略,视技术运用的具体情景分别予以鼓励应用、限制应用、坚决禁止等不同对策。

   论述至此,总结全文,本文认为,尽管现代化概念标示着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但它并不简单地宣示过去与传统就等同于落后、过时,也不简单地宣示现存的事物就等同于进步与先进。具体联系到国家治理领域,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讨论,当首先判定国家性质和国家体制形式、国家理性的成熟程度是否达至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指向,比如国家性质的人民性、国家体制形式、国家理性(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成熟性,进而本文认为中国的“人国合一”的国家体制在总体框架层面上不仅是现代化的而且是现代化水平更高的理性化国家体制。当然,在具体层面上,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仍存在许多有待推进的方面,包括国家治理社会向度上、自我向度上、技术向度上的进一步现代化。

  

   注释:

   ①日本是移植西方国家体制、治理方式比较成功的一个国家,但日本之所以能行,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在前现代化时期仍属于“封建社会”,马克思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曾将日本划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而将它归纳到欧洲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范畴之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4页。

   ②国民性亦即深层国民心理结构,其核心内容是对人自身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看法、观念。本文所指的国民性变迁主要是指欧洲尤其是西欧民众从“上帝的子民”到自诩自证的“上帝子民”再到自然个体及其个人主义定位的心理变迁过程。参见胡承槐:《中西国民性及国家体制差异的比较分析》,《浙江学刊》,2020年第6期。

   ③关于我国“人国合一”国家体制优越性、现代性的具体讨论。参见胡承槐:《论“人国合一”是我国国家体制的根本特性及国家自信之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这里仅着重指出二个最核心的优点。

   ④胡承槐:《论“人国合一”是我国国家体制的根本特性及国家自信之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10期。

   ⑤胡承槐:《“枫桥经验”55年历史演变所蕴含的历史逻辑》,《治理研究》,2018年第5期。

   ⑥胡承槐:《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八维社会时空结构”学说的基本涵义》,《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⑦胡承槐:《论“人国合一”是我国国家体制的根本特性及国家自信之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10期。

   ⑧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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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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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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