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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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鲁  
反过来,禁止假新闻不仅会破坏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且按照“谣言倒逼真相”等说法,这甚至会阻碍真理和真相的产生。

   第二,经典表达自由假设公共对话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理性的主体,因此他们可以自己判断言论的真假对错。但打击假新闻则相当于推翻这一假设,宣告不能完全相信公民具备自行判断的能力。

   平等理性主体的假设一直是区分公共对话内外的界碑。公共对话内与公共对话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不存在主体平等理性的假设,法律承认消费者、客户、患者和外行相对于厂家和广告商、律师、医生和专业学者处于弱势地位,并愿意提供倾斜性保护。如波斯特所说,“在公共对话之外,主体通常被想象成不独立的、脆弱的而不平等的。”而法律为弱者提供倾斜性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对强者言论的内容提出要求——比如广告必须真实和不引人误解、律师和医生的建议必须专业尽职等。这种“内外二分法”泾渭分明:公共对话是一个“费厄泼赖”的竞技场,大家奉行公平竞争和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人们被政客或媒体“忽悠”就只能愿赌服输。但在公共对话之外,法律不仅可以对言论的内容提出严格要求,人们因听信某些言论(比如虚假和引入误解的广告)上当受骗也可以获得救济。

   打击假新闻则意味着把公共对话外的原则和标准引入公共对话内。本来,判断言论真假对错的权力掌握在每一个公民的手里。一则内容是不是假新闻,应由每个公民自己判断。这是公民因理性获得的自由,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打击假新闻则意味着,这种对公民理性的信任不复存在。或者说,公共对话不再承受得起公民做出错误判断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取消对公共对话内主体平等理性的假设,甚至一并取消公共对话内与外这一基本二元结构?这都是需要在表达自由基本理论层面给予解释甚至重构的。

   最后,“假新闻”的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如何应对谣言和假信息却是一个普遍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与近年才遭遇假新闻的西方相比,谣言和假信息给中国造成的困扰可能更久也更强。观察和思考西方如何应对假新闻,对我们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西方的表达自由原则与理论常常被拿来评判中国对言论和互联网的规制。但随着假新闻愈演愈烈,一些中国过去采取的饱受批评的措施也开始被西方重新评价,西方内部对其经典表达自由体系的一些根本性反思也开始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学院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宣称,在言论和网络规制上,“中国可能是对的,而美国错了。”当然事情远非谁对谁错这样简单。但这的确提醒我们,每个国家都应该走出属于自己的互联网治理之路。如果说假新闻对西方的挑战主要是,在过去精心打造的平衡破坏后如何实现再平衡,那么对仍在探索何处是平衡点的我们来说,至少应在寻找和建构自身的平衡点时,把假新闻以及新技术对表达自由产生的影响充分纳入考量。

  

   左亦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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