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7:31

进入专题: 假新闻   谣言   网络规制   平台责任   表达自由  

左亦鲁  

   治理“情节轻微”的转发者,可能需要借助法律之外的技术手段。不少假新闻都存在“标题党”的特征,而多数网民往往看完标题或开头就“随手”转发。一个简单的技术改进是稍微增加转发的成本。例如,可以要求平台或app提供如下功能:读者在内容页至少停留一定时间,或至少把内容从头到尾过一遍后才可以进行转发。更严格一些的话,可以要求读者转发前必须输入验证码或回答问题。这种设计可以减少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被“标题党”误导而导致的转发;二是提供一个简单的“冷静期”,通过为转发设置一些障碍,一些基于冲动的“随手转发”会因此冷却。但这种做法的困难不在于技术,而是经济。如前所述,平台之所以默许假新闻的泛滥,是因为“标题党”和假新闻能带来最多的流量。对平台来说,增加转发和分享的难度,就是减少自身流量和收入,而这违背了社交媒体时代“大交易”最根本的逻辑。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者提出教育公民的重要性,比如在中小学加入假新闻识别和批判性思维等课程。从长远来看,教育当然是有用的。年轻一代网民比他们的父母相对更容易辨别假新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比父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更多是源自对新技术和网络信息更早和更频繁的接触,而非学校和课程。但公民教育的问题也在于见效太慢,作为一种长期措施可以提倡,但中短期仍需另寻他法。

   (三)假新闻的传播者——平台

   鉴于治理“一头一尾”——制造者和消费者——均存在一定困难,治理假新闻的可能和压力就越来越集中在作为传播者的平台身上。这也是传统法律规制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目前在治理假新闻的问题上,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呼吁改变法律对平台的“优待”或“豁免”,要求平台承担更多、更积极的责任。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近年围绕美国《1996年传播风化法》(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of1996,以下简称CDA)第230款产生的争论。作为《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of1996)的一部分,CDA代表着人类规制互联网最早、最系统的尝试。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在设计自己有关平台责任和内容规制的法律时,都或多或少借鉴了CDA。因此,反思CDA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法问题,而是代表着人们对以CDA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的反思与批判。

   CDA最初目的是限制网上某类内容的传播,某些条款因此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但具体到CDA第230款,它逐渐变成了鼓励互联网自由发展以及豁免平台法律责任的代表。CDA第230款(c)(1)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被视为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发布者(publisher)或发言者(speaker)。”如果说(c)(1)是对平台身份的认定,(c)(2)直接是对平台责任的免除:“无论该材料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和用户自愿出于善意采取行动,限制接触淫秽、低俗、猥亵、粗鄙、过度暴力、使人不安或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材料时,不应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c)(1)和(c)(2)的结合为平台提供了强大的保护。电子前线基金会(EFF)更是将CDA第230款称为“保护互联网言论最重要的法律”。传统上,美国法律规制媒体和平台时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报纸模式,二是广播模式。前者把平台视为“发言者”(speaker),发布在平台上的言论等同于是平台自己说的“话”;后者则把平台视为“接收新闻、评论和广告的消极的容器或渠道”, 平台上的内容是别人说的“话”,平台只是负责传播这些声音。从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角度看,报纸模式和广播模式是大致公平的:报纸虽然获得了“发言者”的地位,可以对内容进行更多的编辑,但也因此需要为自己发布的言论承担责任;广播没有被认定为“发言者”,因此不能对内容进行编辑(而只能客观、忠实地呈现),但也无须为发布内容承担太多责任。

   CDA第230款相当于赋予平台一个“加强版”的广播模式。(c)(1)的作用是把网络平台认定成媒介、容器和渠道——而非“发言者”或“出版者”。这接近红狮案对广播身份的定性。(c)(2)则意味着,网络平台同时拥有相当的权力去对内容进行编辑或规制,而这通常是属于报纸的权力。两者相加,网络平台既拥有编辑和规制内容的权力/权利,却又不用承担因获得“发言者”或“言论”身份而附加的责任。

   但这种“优待”却十分不利于激励平台规制假新闻。首先,当平台不想管假新闻时,他们完全可以援引(c)(1)主张自己不是假新闻的发言者或发布者,从而不用为假新闻承担责任;其次,(c)(2)原意是鼓励平台放手去管理内容,但这种激励却只局限于淫秽和低俗类内容。而在治理假新闻时,假新闻多涉及政治和公共议题,无疑比淫秽和低俗内容更接近表达自由“中心”,因此也更敏感和棘手。缺少“免责金牌”的平台很可能会因害怕惹上言论自由争议而对打击假新闻望而却步。

   如果说CDA主要给了平台“不当发言者”的好处,与算法规制有关的一系列判例又让平台享受了成为“发言者”的好处。在抵制对自己算法进行规制时,平台最常主张的就是算法是他们的“言论”,平台对内容的选择、呈现和编辑就相当于算法在“说话”。照此逻辑,对算法和平台的规制都是在干涉他们的“言论自由”。目前已有的全部判决,都支持了算法和平台的这种主张。把算法的言论自由主张和CDA第230款放在一起会发现,平台把两头好处都占尽:当它想主张自己是“发言者”时(抵制算法规制),它就可以享受“发言者”的好处;当它不想为平台上内容承担责任,就可以获得豁免。

   在上述法律框架下,从平台入手治理假新闻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方面,以CDA为代表的法律相当于平台防御性的“盾”——它可以为平台的不作为辩护,平台可以声称自己不是假新闻的发布者,除传统的“通知—删除责任”外,无须承担更多义务;另一方面,算法的言论自由主张则是平台攻击性的“矛”——当平台对假新闻有更多认同甚至参与时,他们可以主张对内容的选择、编辑和呈现是平台的“言论自由”,法律无权对此进行干涉。

   伴随着平台角色和重要性的不断变化,要求收回平台特权或“免责金牌”的呼声日益强烈。修改甚至废止CDA第230款就成为了很多改革的主要目标。如《金融时报》所言,“如今,大科技公司不仅具有煽起仇恨言论和假新闻火焰的威力,也同样有能力随时随地清除这些东西,有鉴于此,今天的互联网显然是一个在根本上与1996年不同的世界,它需要在根本上不同的规则。”在学界和新闻界之外,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 Caskill)和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领导的两党参议员小组已提交一项法案,要求对CDA第230款进行修改。特朗普因一条推特被贴上“事实核查”标签而号召“废除230!(REVOKE230!)”, 以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对特朗普“封号”所引发的争议,则是火力越来越集中在CDA和平台的最佳例证。

   但改革也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以CDA第230款为代表的传统法律框架,都因其“松绑”和“减负”,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权利保护,被认为构成了过去三十多年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基石。现在要改变这一规制平台责任的传统框架,真正的难点除了技术和设计层面,还体现为理念上转弯的困难——各方对平台应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存在根本分歧。目前花样繁多的对平台的称呼——公司城(company town)、广播者(broadcaster)、编辑(editor)、新总督(new governor)和受托者(fiduciary)等——同样反映了对各方平台认识的混乱。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假新闻治理还是电商“平台责任”,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安全港”原则还是整个网络内容规制,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它们的背后,是在网络法发展近三十年后,如何超越以CDA第230款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重新想象和定义平台的角色和责任。

  

   三、表达自由的再平衡

   在分析完成因和可能的措施后,本节将讨论治理假新闻的深层困境和矛盾。长期以来,表达自由曾在信息真实性和公共讨论活跃度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但假新闻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平衡,对经典表达自由的一些基本前提和原则构成挑战。旧的平衡已打破,新的平衡却未形成,这种“失衡”状态是导致打击假新闻在全球范围变得困难的深层原因。治理假新闻与经典表达自由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治理假新闻要求在公共对话内对言论内容(content)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但西方经典表达自由原则上禁止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规制,反对对言论的内容或实质进行审查。正如“第一修正案之下不存在所谓错误的观点”(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alse idea)所体现的,在公共对话中,一切言论都被视为“意见”(opinion),而意见是不分真假、对错和好坏的。

   影响早已超出美国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就是上述原则的最好体现。萨利文案本质就是一个“假新闻是否应受表达自由保护”的问题。萨利文之所以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就是因为在涉及他的报道中出现了“对事实的不实描述”。从这一角度看,萨利文案判决所代表的原则和精神并不利于治理假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承认的确存在“对事实的不实陈述”,但为了确保公共辩论是“不受限、活跃和开放的(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 必须给公共讨论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换言之,萨利文案表明:为了保持公共讨论的活跃和自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或容忍假新闻;如果对言论的真实性提出过高要求,会扼杀表达自由的“呼吸空间”,形成“寒蝉效应”。

   萨利文案之后,对假新闻另一有力“保护”是2012年的合众国诉阿尔瓦雷兹案。该案涉及国会是否可以立法禁止人们谎称自己获得军事荣誉勋章,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回答是不能。在阿尔瓦雷兹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宣布:除极个别情况外,谎言和虚假陈述不是一种被禁止的言论类别(category)。布雷耶在他的附议更是明确表示:“在很多语境下,错误事实陈述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更进一步,针对错误事实陈述的刑事起诉会导致发言者不敢进行真实陈述,而这会对处于第一修正案核心的言论产生‘寒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阿尔瓦雷兹案为假新闻提供了比萨利文案更坚实的保护基础:在萨利文案中,假新闻还是作为例外“破格”受到保护的;但到了阿尔瓦雷兹案,假新闻和虚假陈述作为一个整体是原则上受保护的。

不仅仅是在经典案例中,对假新闻的“保护”更是已融入经典表达自由理论。在著名的思想市场理论中,霍姆斯指出:“思想的自由交流更有助于人们通向他们所期望的终极的善。检验真理的最佳标准是看某一思想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思想市场理论虽然把表达自由保护的正当性建立在“真理”之上,但这却恰恰要求思想市场不得把“真”作为一个标准引入竞争。希望表达自由能够帮助我们接近真理,反而不能要求在找寻真理的过程中,所有言论都必须是真理或真实的。恰恰相反,表达自由和公共对话保护的是一个真假好坏各种言论竞争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把“真”的标准引入,反而是违背思想市场理论的。因为在真理被发现这个终极结果出现前,人们并无法判断言论的真假好坏(如果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判断何为真理,那竞争和筛选的过程就变得没有必要了),过早下结论反而可能扼杀了真理或真相的产生。按照思想市场理论的逻辑,打击假新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它,让真的、更优质的言论在竞争中将它击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假新闻   谣言   网络规制   平台责任   表达自由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实务新闻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264.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