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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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鲁  
商业巨头目前可能还没有(或不敢)直接针对自己掌握的海量数据进行商业开发。但所有人都知道,在数字经济下,数据就是“新石油”。因此,拼命吸引流量和疯狂囤积数据就成了最理性和普遍的做法。

   “大交易”对假新闻泛滥的助推则体现在既然更多的用户和流量意味着更多的收入,社交媒体和平台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吸引用户和流量。事实表明,假新闻、“标题党”、争议性和极端话题是“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2019年初,由咪蒙旗下“才华有限青年”出品的《出身寒门状元之死》(以下简称《状元》)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和流量),就是“大交易”最好的例子之一。《状元》一文引发的事件可能最生动地刻画了社交媒体和平台今天的生态和商业模式。对它们而言,内容是否真实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具有高度争议的“标题党”和假新闻才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流量,一篇严谨、扎实的新闻报道是很难做到的。在“大交易”和流量经济之下,社交媒体和平台至少缺乏足够的激励去限制和删除《状元》这样的假新闻,甚至还有可能默许和鼓励它们的出现。“咪蒙”和“才华有限青年”微博和公号被封只会让新媒体和平台去学习如何更高明地吸引流量而又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却不会改变他们对流量和注意力的追逐。

   (四)政治社会学原因:后真相时代和传统权力的衰落

   本节聚焦假新闻泛滥的政治社会学根源,同时也试图回答假新闻为何会在2016年前后——这样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点——集中爆发?

   如前所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两大“黑天鹅事件”把“假新闻”带入了全球视野。借用福柯的概念,作为“物”的假新闻古已有之,但2016年让作为“词”的假新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当然,并不能就此认为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是导致假新闻爆发的“因”;相反,这两个事件很可能和假新闻一样,也是某种原因的“果”。

   在讨论假新闻时,“后真相”(post-truth)这一概念往往会同时出现。《牛津字典》在2016年——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的同年——将“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在西方颇具影响的慕尼黑安全峰会(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也将“后真相”作为2017年年初报告的三个主题之一。所谓“后真相”是指:“事实”和“真相”正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或难以获得;伴随这一趋势,政治文化和公共讨论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情感、偏见等非理性维度。“后真相”这一概念可为我们理解假新闻兴起提供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真相和真理往往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简单来说,政治和知识上拥有权力和权威的人,通常可以定义和代表真理和真相;反过来,对真理和真相的发现和定义又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美国最高法院杰克逊大法官“我们是终审法院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是因为我们是终审法院”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体现。

   在“后真相”时代出现前,政府、传统媒体以及专业人士和机构都是这种权力的代表。当他们的权力稳固时,所谓真相和真理也相对确定。在有关假新闻的讨论中,假新闻的首要危害被认为是对专业声音、权威机构和客观事实造成伤害,从而使整个社会基于共同认可的事实进行理性对话变得不再可能。的确,假新闻会伤害那些代表了“真”的机构;但假新闻之所以会在某一时期大量出现,恰恰说明这些机构和权力已经开始动摇。回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之所以有那么多谣言和真假不明的消息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级别的重大突发事件会造成短时间内政治、专业和媒体等传统权威集体失灵,而这种真空则为假新闻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因此,“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和假新闻近年的兴起,背后的政治社会学原因是全球范围内传统权力和秩序的动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从国家到国际层面的动摇。首先是美国国内,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桑德斯在左翼阵营的崛起),都反映了自里根时期奠定的美国政治基本结构和力量对比正处于从衰败到新生的转型期。以两党建制派和传统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旧权力格局已经衰落,而新的还尚未建立。这种真空和混乱不仅导致特朗普当选,也使来自国内和国外(即所谓俄罗斯干预大选)的假新闻得以“趁虚而入”。同样,英国脱欧公投前后假新闻的泛滥则是英国国内政治和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动摇的反映。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视为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支柱。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至少部分反映,这三大支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慕尼黑安全峰会在“后真相”之外,还选择“后西方”(post-west)和“后秩序”(post-order)作为其2017年度报告的主题词,更清楚地展现了假新闻与传统权力和秩序衰落间的联系。

   除了政治权力,同样衰落的还包括传统媒体。如上一节分析的,相比新媒体,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因人员素质、职业伦理和制度激励等因素,的确更可能产出更客观、专业的报道。但问题在于,年轻一代已经很少从这些传统平台和渠道获取新闻和信息。单纯批评年轻人不愿意从相对可靠渠道获取信息并不是很有建设性,传统媒体同样应该反思。仍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为例,主流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事前几乎统统预判错误,这多少从侧面说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受众立场和偏好的把握。

   综上,这一轮假新闻爆发的政治社会学原因是:我们正身处一个传统权力和秩序急剧变化和调整的时代,他们曾拥有的定义和代表“真”的权力和权威也随之动摇和衰落。这一真空短时间内又无法被填上,由此形成了一个黑洞——能够提供和背书真相和真理的权威缺失,导致假新闻的出现;而假新闻的进一步泛滥,又让人感觉真相和真理已经不可求或不重要,“后真相”的症状进一步加剧。在如何治理假新闻的讨论中,很多建议指向重建和设立具有可信度和权威的机构——比如专门的事实核查机构。但若放在“后真相”这个背景下,需要重建或新建的可能不是一两个具体的机构,而是迈克尔·曼意义上秩序的重建与新生。

  

   二、怎么办:假新闻的制造、消费和传播者

   在分析了假新闻的成因后,本节将转向讨论怎么办——如何治理假新闻。本节的分析将围绕假新闻生命周期和传播链条中三个关键主体展开:制造者(记者、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者(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平台)、消费者(普通民众)。

   (一)假新闻的源头——制造者

   制造者是整个假新闻生命周期的源头。从理论上讲,从源头上遏制假新闻是最理想的,但在现实中却可能也最困难。按照本文开头的定义,“假新闻”主要是指存在主观故意的假信息而非错信息。既然存在主观故意,这意味着假新闻制造者是有意为之。这些故意制造假新闻的人,除了有意识地实现某种精准或模糊的目的外,同样也会有意识地隐藏身份和避免追责。

   从源头打击假新闻的困难是与归属(attribution)难题联系在一起的。归属一直被视为网络安全的头号难题。不仅仅是网络安全,治理假新闻也是如此。在关于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争论中,难点恰恰是:首先,就像当年爱沙尼亚网络攻击事件所体现的,在网络空间很难清楚证明攻击或假新闻就是来自某国,掩盖痕迹或嫁祸别人,本就是网络战的基本操作。其次,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假新闻源自某地,传统规制手段往往鞭长莫及。在有关假新闻的讨论中,“马其顿青少年”(Macedonian teenagers)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据称,美国2006年大选中的大量假新闻,就是来自以韦莱斯(Veles)为代表的马其顿小城的青少年,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制造和传播各种假新闻。且不说外国专业的军情和网络战机构,在治理假新闻时,一国政府在应对“马其顿青少年”时所能采取的措施也相当有限。把目光从国外切换到国内,情况也只能得到有限的改善。在国内定位假新闻源头,多少会比追踪到国外要容易,但仍然难免大海捞针。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假新闻制造者虽距离遥远,但源头相对单一或集中,而国内的假新闻制造者则很可能更加分散和去中心化,这反而又会增加定位的难度。此外,规制国内的假新闻制造者,平衡打击假新闻和公民权利保护的的成本和敏感性也会显著增加。

   上述是从反面——限制假新闻制造者——出发提出的建议,另一种思路则是从正面——增加和扶持真新闻——入手。一些学者提出应建立新闻源“白名单”制度,即只有来自可信或被认可作者、机构和源头的信息才可以作为“新闻”发布。在西方,新闻白名单制度是应对日益泛滥假新闻的非常之举。但对中国公众来说,这一制度其实并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中国互联网新闻管理所采取的许可制就是“白名单”。根据上述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对于何种主体可以申请,则存在一系列要求。但“白名单”存在的问题也相对明显:即使“白名单”可以垄断对“新闻”的供给,但却无法垄断对“信息”的供给。换言之,哪怕“白名单”让“新闻”都变成了真的,但谣言和假消息仍然会以评论、即时通信等形式迂回出现。

   (二)假新闻的末端——公众

   如果说制造者是假新闻的“头”,那么消费者——也就是公众——就是“尾”。在整个假新闻链条中,内容消费和接收者又可再细分为两类: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只是阅读一篇假新闻而没有转发等行为。那么无论其是否相信,至少这条假新闻的传播在甲这里形成了闭环。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甲选择转发或分享,那么其又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假新闻的传播。在后一种情境中,甲的作用变得更加积极和复杂。在一定程度上,转发行为使其从纯粹消极的消费者变成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转播者。

   从末端治理假新闻,困难尤其在于如何对上述第二种情况——消费者参与转发——进行规制。此处的关键是对参与了传播的消费者进一步区分。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其实已经进行了某些探索。一个可参考的路径是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思路。除了惩罚诽谤内容的制造者,“两高”解释也规定了“转发者”和“分享者”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区分:“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简言之,“两高”解释认为在“情节恶劣”时,转发者和分享者可以比照制造者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情节恶劣”是独立于《刑法》第246条和上述司法解释第2条所列举的四种“情节严重”之外的多一层要求。换言之,对转发者来说,他转发的内容除了需要满足“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以上”等四种“情节严重”情形之一,还需要再有其他“情节恶劣”的因素。

   借鉴这种思路,对于“情节恶劣”的转发型消费者,也可以比照假新闻制造者惩罚。但这仍存不小的困难:首先,是如何设计“情节恶劣”的标准。标准过高会使法律形同虚设,标准过低则会对信息传播和公共讨论产生寒蝉效应。其次,则是如何处理那些“情节轻微”的转发者。一方面,他们行为的危害的确没有达到“恶劣”的地步;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转发也的确促进了假新闻的传播和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情节轻微”的转发者——而非那些“情节恶劣”的转发者——才构成了假新闻传播中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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