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百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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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  
当列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是维持平衡所必须时,对它的肢解也以同样有秩序的方法来进行,尽管这两个个案所涉及的都是较小民族的存亡。丹麦在1852年至1863年之间,德意志诸邦在1851年至1856年之间,都威胁了均势制;每一次这些小国都被霸权强迫就范。在这些例子中,霸权用该制度赋予它们的行动自由来达成一个共同的利益——碰巧是和平。

   但无论是借着适时地澄清权力状况或是强制小国就范来偶尔地避免战争,这与维持百年的和平之间都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国际的不平衡可以因无数的理由而发生——从皇家的桃色纠纷到河口的淤塞,从神学的争论到技术的发明。财富与人口的增长,或是缩减,都会引起政治势力的蠢动;而外在的平衡必然反映出内部的情况。甚至一个有组织的均势制也只有在它能直接地影响那些内部因素并且在不稳定刚萌芽时就加以防范,它才能确保和平而没有永久的战争威胁。一旦不稳的情势累积成冲力时,只有武力才能纠正。常识告诉我们:要维持和平,必须消除战争的起因;但一般人并不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控制必须及于生活的最基层。

   神圣同盟因具备了一些特殊的条件而得以达到这个目的。欧洲的王公贵族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亲属体;罗马教会也在中欧、南欧为他们提供一个从最高社会阶层到最低社会阶层的志愿性文官服务。于是这种血亲与神恩的阶级制度融合进一个有效的地方统治工具,只需要加上一点儿武力就可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然而,继承它的欧洲协调却缺少这种封建的和教会的触须;它最多只能被视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无法在凝固性上与梅特涅的杰作相比。它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能聚集各强权国开会,而各国之间的猜忌导致了各种阴谋、诡计及外交破坏;共同军事行动变得很少。但神圣同盟以其思想上和目标上的全然一致,加上不时的军事干预才能在欧洲完成维持和平的任务,到此时却能由这个称为欧洲协调的影子实体,使用较少的和较不压制性的武力在世界规模上完成这个任务。要解释此惊人的成就,我们必须去找寻在这种新形势之下未为人所知但强有力的社会工具,它们能扮演旧时代王室和宗教的角色,并且使得对和平的兴趣继续维持下去。这个无名的因素就是国际金融(haute finance)。

   19世纪国际银行业的本质至今还没有被全面研究过,这个神秘的机构几乎不能从政治-经济神话的半隐半现状态中浮现出来。[2]有些人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只是它在追求无止境之利益时的工具;有些人认为它是国际争端的播种者,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无力之世界主义榨取强国之精髓的工具。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完全错的。作为一个独特的制度而言,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三十年及20世纪的前三十年,国际金融确实是这个时期之世界政治与经济组织间的主要联系。它为一个国际和平体制提供了各种工具,它在各霸权的协助下运作,但它不是由各霸权本身所设立或维持的。当欧洲协调只是这里那里地发挥作用时,国际金融已经以一种最富弹性的永久性机构在运作了。它独立于任何政府之外——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但与所有国家保持接触;它独立于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之外——即使是英格兰银行——但与它们密切联系。金融与外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两者之一在未了解另一者的意图之前绝不会考虑任何长远的计划。而成功地维持全面和平的秘诀,无疑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及策略。

   这个独特机构所拥有的人员及动机,赋予它国际性的地位,但其根基却深植于全然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18~19世纪德国犹太银行家族——译者注)就不属任何一个政府管辖;以一个家族而言,它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的忠诚只针对一个企业,其信用已经成为迅速成长的世界经济中政府与工业系统之间超越国家的联系。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而言,他们的独立性来自当时急需一个能赢得政治人物及国际投资者双方信心的独立自主的代理人;而这个分布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王国所享有之无实体的治外法权,能为这种紧要的需求提供一个几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因资助战争而致富;他们对道德考虑是无动于衷的;他们从不反对任何小型的、短促的及地区性的战争。但是,霸权之间的长期战争会干扰到这个制度的货币基础,因而损害他们的事业。基于这些事实的逻辑,当全世界的人民都蒙受革命的转变时,国际金融却承担着维护一般和平的工作。

   就组织而言,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最复杂的制度之一的核心。虽然它是短暂的,但就其普遍性,就其形式与手段之丰富而言,只有人类追求工业及贸易的热衷可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后两者的典型与相对物。国际金融本身除了其国际中心之外,还有大约半打左右的国家中心聚集于其发行银行及股票市场周围。国际银行不限于为各国政府融资的计划,它们在战争与和平之上冒险;它也包括投资于外国工业、公共设施及银行并长期贷款给外国的公共或私人企业。国家金融则是其缩影。单就英国而言,就可数出50种不同形态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是特殊的。而在上述各国,其财政部的措施以及它与私人金融业之间的关系,都有显著的以及在细节上微妙的不同。金融市场处理各种不同的商业账单、国外付款、金融期票,以及通知存款和其他股票经纪人的设施。其形式则因各国之政体与特性而互有不同,每一种都各具特殊的声望、地位、权威与效忠的对象,都各具有货币与接触、支持社会气氛的资产。

   国际金融并不是设计出来作为一个和平工具的。史学家或许会说这个功能是意外地落到它头上的,而社会学家则宁可称之为可适用定律(law of availability)。国际金融的动机是图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必然要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的目的是权力与征服。在这个阶段,政府方面我们可以忽略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以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自主国家的特质使得像这样的区别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不论它的目标是什么,政府都会经由国家力量之使用与增强来努力达成。另一方面,虽然国际金融的组织和人员都是国际性的,但也不能全然独立于国家组织之外。这是因为国际金融作为银行家们参与企业联合组织、国际借款团、投资团体、国外贷款、金融控制或其他大规模交易的活动中心而言,它必须获得国家银行、国家资本及国家金融的合作。一般而言,虽然国家金融比较不像国家工业那样容易屈从于政府,但仍然多少会如此,以致国际金融极想与政府本身保持良好关系。但由于它的国际性地位与人员,以及它的私有财富与私人联系,使得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任何政府,并使它能提供一个新的利益,它没有自己特有的机构,也没有其他的制度能提供它所提供的这种服务,而这种服务——和平——对国家金融是至为重要的。所谓和平并不是不计一切代价的和平,甚至也不是以牺牲主权、独立、光荣或将来取得霸权等为代价所换来的和平,但假如能不做这样的牺牲而取得和平的话,和平仍是和平。

   舍此之外别无他法。力量终究优先于利润。不管这两者的范围如何互相交错重叠,最后总是由战争来决定商业的法则。譬如说,自1870年开始,法国与德国就是仇敌,但这并不排除两国间不确定的交易。两国偶尔也会为了短暂的目标而组织银行团;有些德国投资银行私下投资于边界另一边的企业,而不使其投资额出现于资产负债表上;在短期贷款市场上,法国银行方面给予德国贸易期票折扣并依担保物和商业票据担保而给予短期贷款;直接投资可见于炼焦和铁矿的密切结合,或诺曼底的蒂森(Thyssen)工厂,但这些投资只限于法国的特定地区并且一直受到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两方的攻击;直接投资更常见于殖民地,一如德国不断想得到阿尔及尔的高级矿产,或在摩洛哥的共同投资所显示的。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1870年以后,法国官方对德国证券在法国交易所的严格管制没有一刻放松过。法国只是“不愿冒险让外贷资本的力量”[3]加诸自己的头上。奥地利也受到法国的怀疑;在1905年至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时,这种管制也延伸到匈牙利。巴黎的金融界要求容许匈牙利证券入口,但工业界却支持政府反对向一个可能的军事对手做任何让步的强硬立场。政治外交的竞争持续不断。任何可能增加假想敌之潜力的措施都被政府否决。从表面上看,这种冲突已经数度看似被消除了,但圈内人都知道它不过是转移到深藏于和谐外表的底层。

   或者以德国的东进野心为例。此例中政治与金融也混合在一起,但政治仍占着上风。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争执,德国与英国在1914年6月就巴格达铁路签订了一份全面协定——但如某些人所说的,这已经来不及防止世界大战了。另外一些人则辩称:这份协议的签署证明了英德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由经济扩张的冲突引起的。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用事实来加以证明。事实上,这份协议仍留下了主要的争端未能解决。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德国的铁路线仍然不能超过巴士拉城(Basra,在今伊拉克境内,近波斯湾——译者注),而且协议所涉及的经济区也必然会在未来导致双方的直接冲突。其间,各霸权也继续准备战争爆发之日,它比它们所推想的来得更快。[4]

   国际金融必须巧妙应付各个大小强权互相冲突的野心与阴谋;它的计划常常遭到外交策略的干扰,它的长期投资常常陷入危险,它的建设性努力也常常受到政治的阴谋破坏和秘密阻挠。而各国的国家银行——没有它们国际金融即无能为力——却常常成为该国政府的共谋,没有一个投资计划是安全的,除非能在事前就分配好参与者的战利品。然而,霸权金融通常并不是金元外交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它为金融界人士的丝绒手套提供了钢筋铁骨。商业的成功意味着无情地使用武力以对付较弱的国家,全面贿赂落伍的政府,以及使用各种狡诈的手段以取得类似殖民及半殖民时代的目标。但国际金融在机能上的决定性地位,使它能不断地避免全面性的战争。大多数政府公债的持有人,以及其他的投资者和商人,必然都会成为这种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当货币受到影响的时候。国际金融对霸权国所施加的影响力一向是有利于维护欧洲和平的。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使得各政府都必须在各方面依赖它的合作。因此,每一次欧洲协调的会议都会讨论到它对和平的利益。如果加上在各国国内对和平的向往——尤其是那些已经培养出投资习惯的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出何以在当时大约几十个实际上已动员的国家中,武装和平这种恐怖的发明得以从1871年到1914年笼罩着欧洲而没有引发毁灭性的战争。

   在许多小国的会议及政策上,金融成为一个有力的调节器,这正是其影响力的渠道之一。对这些小国的贷款及重新贷款,有赖于信用,而信用则有赖于这些政府的良好行为。因为在立宪政体之下(非立宪政体则广受责难),政府的行为会反映在国家预算和与预算分不开的货币的国际价值上,负债国政府都被劝导要小心注意它们的外汇兑换并避免一些会损及预算形势稳固的政策。一旦某国采用了金本位制——它限制金融波动到最低程度——这种有用的准则就变成有说服力的行为准则。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就是使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声息传到许多服膺于这个新国际秩序之象征物的小国的工具。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有时必须要以舰炮来维持势力,但更常以适时地抽动国际货币网的丝线来达到目的。

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也经由它对世界上许多半殖民地——包括在火药气氛甚浓之近东与北非的衰败伊斯兰教帝国——之财务的非官方管理而确保。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就会接触内政上的细枝末节,并为这些和平至为脆弱的地区提供实际的行政管理。这也就是何以在面对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时,这些地区经常能确保长期资本投资的许多必要条件。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译者注)、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等地投资兴建铁路的史诗是一个艰苦与令人惊叹的故事,令人想起北美洲大陆相似的事迹。然而,尾随欧洲资本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技术上或财务上的失败,而是战争——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将之隔离),也不是一个霸权加诸一个小国的战争(这是常有且很容易发生的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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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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