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娜 王慧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21-04-26 0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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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王慧婷  
只有实现共赢才能保证合作的持续开展。2020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36%,3月以来共运送国际合作防疫物资367万件、重2.7万吨;在海运和空运受疫情影响之际,更多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运输,上半年运送货物总量达46.1万标箱,同比增长41%。搭载防疫物资既满足了购买国对医疗资源的急切需求,又使国内生产厂商获取经济收益;运送普通货物,不仅解决了购买国因受疫情影响货物运输难的问题,也使货物生产企业和班列都收获可观效益。

   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治理模式创新。全球治理致力于发展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多元治理模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有所不同,就更加不可能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并倡导多种发展道路间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中国与47国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这其中囊括了不同政治制度、有差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种发展模式的国家,它们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都期望通过合作合力应对关乎全球经济增长、全人类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审视一个地区的治理程度还是考察全球治理水平,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国家,其国内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都有较大差异,对全球治理的期许及其参与程度均有差别。故新型治理机制不能一味固守对成员的“高标准”,应在设置一致的规则和标准时兼顾成员差异,避免治理机制的僵化,强化制度建设的灵活性,进而创建以“包容性发展”为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例,中国“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行动中,更为注意结合被援助地区的本土性文化特征和区域卫生发展状况,致力于研究和实施中国经验的‘异地性融合’”。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治理网络。然而,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力量上升、国家间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地区尤其是周边打造命运共同体更有现实可能性。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例如,中国和湄公河五国共同创立澜湄合作机制,启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起点,继续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此外,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周边国家加强了防疫援助,将研制疫苗和特效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给周边国家,探索与周边邻国共建东亚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这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地区实践。

   “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可率先在分歧小、认同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重要方面高度契合,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是国际社会分歧最少、共识最多并最具号召力的领域,中国在扶贫减灾、全民医保等政策领域的成功经验可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工业化加速发展加剧了全球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问题,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提出正是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经济与环境等相关领域,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全球治理的长效发展。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新产业促使经济社会低碳转型,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全人类的健康亦属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针对疫情全球蔓延而提出的合作倡议。卫生议题的关联性、扩散性和防控紧迫性亟需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治理赤字挑战。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全球共识有助于弥合国家间分歧,助推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新架构,为国际合作的深化及扩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五、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从理念到机制、从路径到议题都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从强调与国际体系和其他主权国家“和平共处”到“主动融入”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再到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提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它将具有如下发展趋势:

   一是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的战略文化内核将得到延续。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精神一直贯穿中国对外政策的始终,也指导着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策及行动,在可预期的未来,它也将继续保持。一方面,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依旧会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底线,中国绝不会容许任何国家侵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坚持尊重多元文明和多样发展模式。中国凭借“非西方模式”取得了综合国力的长足发展,但它未来不会强制输出自身的发展模式,更加不会强行以单一文明主导世界。

   二是对既有全球体系奉行融入与塑造并进的相处方略。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经历了由抵制排斥到主动接近的过程。正如斯图尔特·哈里斯(Stuart Harris)指出,中国现今的整体战略环境受到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入影响,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中国带入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全球化的压力使得中国深度融入既有的全球秩序。当前中国对全球秩序积极且深入的融入,在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持退却态度时,中国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而且,中国并非“盲目融入”,它深刻剖析了当前逆全球化态势的爆发根源,即全球化的不均衡特性造成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中国联合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当前的全球化及相应的全球治理体系去粗取精,力图革除其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形成。

   三是将致力于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富成效的公共产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全球主义特性将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时期,公共产品的供应范围由国家间向洲际间扩展,公共产品的类别也日益多样化,可大致分为防治疾病传播、解决气候变化、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保持贸易体系开放、促进和平与安全、跨领域议题等。对于多种公共产品,除了保证供给量,还应注重其供应途径。中国致力于创新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包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通过国家间合作联合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等。新时代,中国结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辅之以“一带一路”倡议加以具体实施。在未来,面对全球风险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它将在既有基础上加深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参与度,“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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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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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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