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0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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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  

  同时也要求得到尊严和尊重,并要求免于象奴隶一样受肉体上的强迫)以及思考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它才更具有说服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些不同的权利都很吸引人,我们许多人都深深地依赖它们。但我们依靠它们就像乞丐依靠富人们桌上的残羹冷炙活命一样。下面我将对此做出说明。

  我不能通过哲学般的论证,来说服每个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但拒绝这种权利制度的理由很简单:接受它就意味着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在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相应地,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必然通过暴力(如在智利和伊拉克),通过帝国主义的操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操作),或如有可能,通过原始积累(如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世界范围的地域扩张。或诱或骗,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将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得到确立。当布什说美国要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范围时,他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这些并非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权利。甚至在联合国宪章给出的自由概念中,也能引申出比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受教育和经济安全的权利,以及组织工会之类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会引起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行为的严重挑战。将这些引申的权利变成根本的权利,并将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等主要权利转化为引申的权利,需要在政治/经济实践中来一场重大的革命。而且我们还需要其它一些完全不同的权利概念——比如共享人类共同资源以及基本食品安全的权利。“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在争夺决定什么样的权利概念是正当的政治斗争中,关键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新的可能性或选择如何得到表现,如何明白地表达出来,以及最终如何进一步转化为有改革能力的政治/经济实践。正如巴索罗谬(Bartholomew)和布列克斯皮尔(Breakspear)所说,关键“是把人权政治还原为旨在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我还要加上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批判的世界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在以下的结论部分,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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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新保守主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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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思中国近年来的历史时,汪晖写道:

  “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

  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权力等级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及其对民主的不信任态度完全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新保守主义只是一个看上去免除了独裁主义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装扮。但是,新保守主义确实给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除了个人之外并没有社会这回事”的话,那么个人利益的混乱局面会很容易以被坏秩序而告终。市场竞争以及放肆的个人主义(个人的理想、渴望、焦虑和恐惧等等,个人对生活方式、性习惯或取向的选择,个人对自我表达方式和对他人的行为态度的选择,等等)的无政府状态,会引发一种看上去几乎越来越不可管理的情境。它甚至可能造成所有团结纽带的断裂,使社会处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边缘。

  面对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重建秩序的强迫措施。新保守主义更愿意强调军事化(militarization)作为应对个人利益混乱的良方。因此,他们特别倾向于夸大损害国家完整和稳定的威胁,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威胁,是国内威胁还是国外的威胁。在美国,要夸大威胁就需要激发霍夫斯泰特(Hofstadter)所谓的“美国政治的妄想狂风格”——想象美国受到来自内外双方敌人的包围和威胁。 这种政治风格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它依赖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尽管无政府主义和对中国及海外移民的恐惧在过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新保守主义并不“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已经在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插身立足,而后者对永久军事化有本能的兴趣。但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问题,人们要问:对美国的威胁从哪里来呢?在海外,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和中国成为两个首要“候选人”;而在国内,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和警察部门来对付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结果,在1990年代出现并在9’11事件中达到顶点的来自激进伊斯兰的威胁,成为无休止的“反恐战争”的主要焦点。而“反恐战争”,要求保证国家安全的国内国外的军事化。很明显,当诉诸警察/军事力量来对付由针对纽约世贸中心的两次撞击透露出的威胁时,新保守主义的上台加强了在海内外广泛推行的军事化,并做出了一个过度而同时对许多方面的判断都过头的回应。

  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们很想运用强迫性力量,但他们也认识到一定程度的赞同还是需要的。因而新保守主义试图重建道德目标,让那些更高的价值成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的稳固的核心。其目标便是控制好内在于新自由主义信仰中的独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消除由个人利益的混乱——这种混乱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造成的——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把建设或复辟统治阶级的力量作为主要议程方面来说,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但前者是通过围绕某些主要道德价值构建的一种赞同氛围,来为统治力量寻求合法性。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究竟哪些道德价值应该成为核心价值呢?求助于美国人权法案中自由的人权体系虽然非常可行:毕竟,人权激进主义的目标正如玛丽·卡德所说的,“不仅仅是保护人权,还要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 但这些却与军事化转向不协调。

  对于美国,最好把新保守主义运动核心的价值看作是一种特殊联盟的产物。这种精英阶层与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盟发生在1970年代,其目的在于重建他们的阶级力量,并在那些心怀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道德大多数”中重建选民基础。那些道德价值主要围绕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义、基督教教义、家庭价值等方面做文章,以对抗新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歧视行动、环保主义等等)。虽然在里根手里,这种联盟主要是策略性的,但克林顿在任期间国内的骚乱使这些道德价值的意见上升,并在小布什的共和主义纲领中达到顶点。现在它们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道德纲领的核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联合具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在国际上,它不可避免地要鼓吹“美国价值”的优越性,鼓吹“美国价值”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通价值”。这让人感到好像美国正在国际上为“文明价值”(它想象自己是其代表)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倒是真的)。美国在国际上的民族主义行为变得明目张胆,这与它进行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的感觉共同影响着它的日常的外交,这一点在涉及到巴/以冲突时尤其突出。美国基督教右翼带着他们对“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注)的强烈信仰,将解决这场冲突看作是自己的根本使命。美国的道德优越感促使它反对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同时也排除了公开对话和说理谈判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制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克林顿政府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氛围。尽管在美国仍有其它特定的、在别处不会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对美国来说是例外或特殊,那也大错特错。在美国,这些道德价值主要借助于有关国家、信仰、历史、文化传统之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决非只有美国才有。比如,在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情感近年来一直很强烈,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些都可看作是对过去的社会团结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遭遇解体的一种补救。强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在一些古老的国家涌现(比如法国),其结果之一是欧盟的成立。信仰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近来在帮助印度民族主义党成功将自由主义措施引入印度方面,也给予了很重要的道德支持。而在伊朗革命及接下来的独裁主义转向中,对道德价值的祈祷求助并没有导致完全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其目的在于对付放肆的市场个人主义的颓废。在涉及到被认为是“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美国的“不成形”的文化多元主义时,同样的冲动存在于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长期普遍具有的道德优越感之中。新加坡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它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与严酷的压迫和独裁的国家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一系列观念的基础上唤起一种道德的团结,这些观念包括:本国是一个被围的岛国(在它被排除出马来西亚之后)的观念、儒家价值观念,以及更近期的很不同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念,而后者适应了近来它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巩固联合中存在许多危险。一方面,它预备诉诸严酷的强制措施;同时另一方面又主张它自己的特殊而可疑的道德价值的优越性。看上去能解决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方案,很容易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确实,尽管有不同的基础并采用不同的社会形式,新保守主义力量的扩张仍提醒人们注意一种危险——一种日益走向竞争甚至战争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或是像亨廷顿错误地认为的是世界范围的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说他是错误的,是因为假如有什么东西不可避免的话,那也完全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转向,而非什么关于文明差异的永恒真理。因此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方案并寻求其它替代性办法来克服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不可避免性”就可以得到避免。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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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替代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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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假如现存的条件中没有潜藏着可资变革的因素就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假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必须在自身所承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去创造,那么,对新自由主义及后来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批判,就是一项研究现在以开拓未来的工作。

  有两条主要道路可以通达这个目标:我们既可以尽量考察大量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努力从中提取精髓,以制订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反抗方案;也可以对我们现有的状况做理论和现实的分析(我现在所做的这类工作)以寻求其它选择。当然,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不意味着说现有的反抗运动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或是有缺陷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抗运动也不该认为分析性的探究与他们无关。应该做的是展开两条道路上的对话,从而加深对可能性或可行性选择的集体理解。

  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自身内外两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抗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很不同于1980年代以前占主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 我是说“许多”不是“所有”,因为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并没有消亡,既使在受新自由主义冲击因而力量被削弱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整个1980年代,韩国和南非曾兴起蓬勃的工人运动,而现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政党既使没有当权,也可以说是发展迅速。在印尼,被普遍认为孕含重大意义的工人斗争运动时有耳闻。中国的不安的工人的潜在力量,虽不可预测但也非常巨大。现在还不清楚美国的工人阶级大众会不会永远停留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类的阴谋政治而不思它途——这些工人阶级大众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因文化民族主义、信仰观念以及对多种社会运动的反对等原因,选择违反自己物质利益的政治立场。但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

  但是,针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正在激起方向决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斗争。 可能部分由于引起运动的条件有差异,他们的政治方向和组织模式明显地不同于社会民主政治的模式。比如萨帕塔起义,并不致力于获取国家权力或完成一场政治革命,它要寻求的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这种政治通过整个公民社会以一种更开放、更不固定的方式寻求其它社会途经,以便既照顾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又允许大家一起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组织上来说,它倾向于避免先锋主义,并拒绝采取政党的形式。它更愿意保持国家内部社会运动的性质,并企图形成一种以本土文化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政治权力集团。从而它要寻求的,是在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内完成一场类似于“消极革命”(葛兰西语——译注)的运动。

  所有这些运动的结果,已经使传统政党和由劳工进行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有等级的形式,转变为更不集中的政治力量和贯穿整个公民社会的社会行动。但在集中方面丧失了的东西,在扩大范围方面得到了补偿。它从日常生活和斗争的真相中获取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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