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1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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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  

  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巨大美国消费市场这个“胡萝卜”诱使许多国家按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尤其是开放资本市场让美国的金融资本进入。这些政策使得美国在199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扩张。看上去美国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它的政策似乎值得效法。然而即使在它经济最好的时候,要想实现充分就业也必须以较低的就业工资为前提(波林指出,在那些年头,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既使没下降,也至少没有什么进步)。 但劳动市场的弹性开始为美国赢利,并将竞争压力加诸于通行欧洲和日本的刚性体系。然而美国成功的真正密秘在于,现在它可以通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利润的回报。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贡品”,才是它1990年代所取得的财富的真正来源。第三,新的货币主义经济原则在全球的传播也起到非常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早在1982年,凯恩斯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就被清除干净了,到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经济学系——这些地方培养训练了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货币主义意见相一致。

  上述的一切与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击相伴而来,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推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结果是将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定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方,并进而给日本和欧洲(更不要说世界其它地区了)施加相当压力,让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是来自中左阵营的克林顿和布莱尔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的巩固出力最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世界舞台上机构改革的高潮。世界贸易组织有计划地将新自由主义设定为全球经济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开放世界,不阻碍资本流通(尽管总是附加上保护重要“国家利益”的防止误解的说明条款)——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金融力量发挥作用的基础——以从世界其它地方攫取“贡品”。

  这幅在地理上不均衡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概略图,显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移植是国家、地区甚至都市之间在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变化、革新和竞争(有时是垄断性的竞争)的结果,而并非是如美国这样的霸权势力强加的结果。简要地考察一下中国这个特别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上述所说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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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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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0月,中国面临着双重困境:毛泽东逝世所带来的政治不测与多年的经济停滞。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其时间正好与英美转向新自由主义偶合——很难不将之视为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性事件。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对多数东亚或东南亚国家——韩国、台湾,以及特别明显的新加坡——来说,这种独裁统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联合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正如智利这个典型的例子早先所显示的那样,在独裁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年追求的平等主义目标并没有被放弃,但邓小平强调,必须发挥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提高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被理解为是需要去忍受的事情。打着“小康”的旗号,邓小平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邓的改革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力量,从内部支撑起中国的经济,认为这样就可以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也被引进了,但或许意义更重大的是政治、经济权力向部门与地方的大量下放。为配合这些改革,中国还必须对海外贸易和投资实行开放政策,尽管是在有限的范围里,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下开放。这样,中国结束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孤立状态。对外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汲取先进技术,另一个目的是获取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必要的设备,以帮助进一步发展国内的经济。

  如果没有在此之前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后来的惊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走那样一条道路,也不可能取的它所取得的成就。因而,应该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未料及的后果。

  这样说,丝毫不减少中国自身在国内进行的曲折改革的巨大意义。但中国须从这些事情中认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阶级关系的转变,没有私有财产权以及所有其它制度安排等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的配套因素,市场本身对改变经济是无所作为的。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展,缓慢而又危机频现。例如,1980年代的事实表明,显著的增长率绝大多数都得力于集中化了的国有部门之外的部分。而并不如中国人预期的那样,是通过官僚组织的国有部门经过市场改革和更具弹性的市场价格机制以促进生产和竞争而达到的。

  这一点丝毫不假,尽管国有企业比起无数因当地私人资本和地方积极性而兴起的乡镇企业来说,受到许多优待(部分通过管制和政府调控,部分通过获取国家管制的信贷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发展的动力在于地方和私人而非主要国有部门,那么维持发展,就需要进一步彻底地进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相应的自由化的政治诉求,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达到顶点,这预示着政治领域里巨大的不安,这种不安与经济领域要求进一步自由化的压力相类似。

  然而,对1989年事件的回应却是发动另一次经济改革浪潮,其中有些改革使得中国更趋向于新自由主义,对此,中国学者汪晖概括说: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

  然而,首批海外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结果各不相同。起初,那些投资被引导进入南方沿海四大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地区靠近香港,所以被认为要方便些)。这些特区“最初的目的是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以获取外汇。它们同时是社会与经济的实验地,在那里可以了解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它们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包括免税,早期的有利汇款以及很好的基础设施。”接下来,中国政府为各种海外投资指定了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但在汽车和制造业等领域,外国企业试图拓殖中国内地市场的努力进展不是很好,1990年代初,三分之二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存留下来的要超过那个比例)都是由海外华人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由于对资本家企业的法律保护很少,那些海外华人要想获得特权去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必须为非正式的地方关系和信用网络付出额外费用。

  1997年到1998年从事制造业的乡镇企业大批破产,波及许多主要在大城市的国有企业。自此,事情发生了变化。价格和竞争机制代替从中央向部门、出口区和地方的权力下放政策,成为促进经济调整的核心步骤。结果极大破坏(如果不是摧毁的话)了许多国有部门,造成了大量失业。工人动荡随处可见,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想出事的话,就要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从1998年以来,中国对此问题的决解,是通过对大规模工程进行贷款投资,改善物质基础设施来进行的。他们正计划一个比三峡工程更为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至少花费600亿美元),以将长江的水引入黄河。在大城市,建造了新的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将有8500英里的新铁路把内地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区域连结起来,包括一条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路,还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都正在升级,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促使了对北京的大量投资。这些措施大大超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在建设国内高速公路系统时所做的,并且这些措施有潜在能力吸收未来几年的剩余资本。然而,这样的赤字财政(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需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在一定的周期获取利益,以便反过来促进积累的话,政府的财政危机将很快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陷入危险境地。

  1997—1998的危机也开了另一条路,让私人(特别海外)资本接手破产了的国有企业而不用担负任何国有企业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比如退休金和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大门为海外资本放得更开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将近5千万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还有仍在增加中的1亿5千万农村富劳动力加入这个行列),以及很容易获得政府支持的代款,海外资本,尤其是来自东亚、东南亚仍至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放手随心地重构中国的制造业。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以上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中国此时已经成为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预期最早至2004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

  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大有收获。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1990年初期冒险失败,到1990年代末再次进入了中国市场,据称到2003年它在中国的利润远远高于其在美国国内的分公司。 根据一些报道,到那时为此,海外投资者尽管与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说在技术上还有差一些,但与本地的私营企业相比还是占优势。因为后者被许多政策排斥在外,还要为国家内部以及国有银行机构的腐败付出隐性成本。这一切促进了海外(包括海外华人)对制造业的投资,帮助了它们获得较本地资本更具统治性的地位。

  然而,这一大规模变动的法制基础还很不确定。不规范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城市郊地区。与此相随,原始积累的巨大浪潮正在掀起。比如,公社领导在与海外投资者谈判时,经常承认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归公社所有,然而,到后来产权却归到他们个人名下,这样,实际上就将公共的利益收进了少数私人的腰包,损害了大众。汪晖认为,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 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尤其在城市地区——普通存在,尽管根本没有明晰的产权。然而在2004年,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国宪法,这标志着对本地企业家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得到确认,从而更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允许企业家入党,就有可能出现某种类型的“公私伙伴关系”的政府体系,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显示的,这种政府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性。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并还在继续经历着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阶层快速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是已经存在的阶级力量的复辟)。 当然,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并没有消灭经济领域里结构性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被合法化了。汪晖认为,“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两极分化”。 中国也逐渐形成了(很像美国里根时代)一种非常特别的(并且肯定是不稳固的)混合的政治,既有政府指导下的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负债经营,又有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更随心所欲的私有化,还有独裁主义统治下的阶级力量的巩固/联合。中国对海外贸易、海外资本以及外国影响的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与机会,无疑具有批判性的意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上约束了自己,因为一段过渡期后,它就要在世界市场上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但党和国家的力量(以及其自如地推行权威主义的能力)加上过渡时期的特殊条件,使的中国的情况格外不同。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中国的结构是否会因自己在世界上很好的竞争力反过来强烈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在反民主的内在倾向非常隐蔽的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国的显在的独裁主义制度困境重重。但中国的例子却更让我们看清楚,美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意大利除外)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只是新自由主义内在反民主倾向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一种激进的改弦易辙。同时,中国的竞争压力会更加重这种独裁主义倾向。

  此外,中国并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潜在竞争者,因为俄罗斯和印度国内的阶级变动同样会影响到境外地区。 同时,新的体系联盟的形成——比如坎宫会议上巴西、印度、中国、南非等国家之间的联盟——标志着全球政治中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力量,其重要性不亚于(既使不超过的话)1955年在万隆形成的独立于冷战两极的不结盟国家集团的联盟。然而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面临的不是新自由主义从某些霸权中心向外的简单“出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去中心的、不稳定的变化过程,其特点是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多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之间的激烈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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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成就:剥夺性积累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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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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