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概念选择与权力竞争——关于全球文化管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1-04-09 01: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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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帝国主义当作现代的扩散来研究,也就是从全球势力之不同方位结构来诠释。

  

   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差异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那么前后加贯而首尾紧随,它在文化方面的企图,方向也有欠明晰。但就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看,它或许游走于政治与经济内涵之间,模棱两可,但它却有意定的宏图:“致力于”从一个权势中,往外将某特定的社会体系扩散到全球各地。“全球化”这个概念却指涉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但其发生过程却没有那么具有目标。这样的情势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经济与文化行为与过程的结果所致,但它们本身并非有意朝向全球的整编行进,虽然它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景况。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19]

  

   汤林森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转换在理论上只能意味着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关系转换成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现代化或全球化就是以西方文化(现代)为非西方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和理想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被放弃了,但西方中心主义却得到了一种新的论证。

   《文化帝国主义》出版于1991年。实际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提法,其中一些人转而用“全球化”(globlization)一词。英国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介绍了这一过程:“全球化一词是由国际政策论坛和行动主义圈子中具有某种十分特殊传统的学者发展起来的,之前,文化帝国主义主题已经在这两个领域获得了广泛传播。全球化旨在捕捉世界不同地区间日益增加的互联趋势。也许是因为全球化涉及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因此这一术语迅速传播,成为90年代引起最为广泛的讨论的社会科学概念。”[20]社会科学中的“全球化”通常有三种用法:作为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一种状态),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解释(一个过程),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前两种用法是对一些客观事态和过程的研究,后一种用法涉及到对这些事态和过程的评价,不同的用法与涉及到对全球化动力的不同理解。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把全球化的动力分析为两种,一种是不管全球化采取什么形式,这些动力都会起作用的“深层动力”,它包括:与IT革命相关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变化;与新的世界范围信息分配相关的全球商品与服务的拓展;与经济需求模式、人口统计和环境转变相关的移民与人类流动的增长;冷战的结束、民主和消费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播;新类型和形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全球公共舆论要素的具体化。在这些力量的推下,“尽管我们的时代存在着破裂和冲突,社会联系仍然变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结果是地区层次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能够获得即时的全球结果,反之亦然。”[21]把全球化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或对变化的解释,主要就是基于对这些“深层动力”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是一个客观进程,原则上不涉及价值问题,它既可能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的空间,也可能是个体、组织或国家分裂和破坏的巨大空间。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来说,全球化都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遭遇的现实情境和追求的行动能力。

   另一种是全球化采取的具体形式的“相关动力”,主要与“政治选择”相关。在现阶段,这种“相关动力”主要是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前者的主旨是推动加强经济自由化和使公共领域——地方的、国家的和全球的——适应由市场引导的制度和进程。后者拒绝1945年以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协定的核心原则(对公开的国家间政治谈判的尊重、威慑和主要大国间的稳定关系),推行单一国家的军事霸权,并认可这个国家可以利用其霸权在对所谓威胁做出单边反应。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结合在一起加强了这样一些观点: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领域——从市场管制到大灾难救助,政府的积极角色从根本上得不到信任。国际裁决的政策和管制的持续应用威胁到自由,限制了经济增长,阻碍了发展并限制了福利。[22]由这种“相关动力”推动的全球化,也就是美国化。事涉政治选择,因此就会产生不同评价,认同者称之为社会进步,反对称之为美国霸权主义。

   不同的动力形成不同的全球化形式。一种是具有客观进程性质的全球文化交融,另一种是带有美国霸权性质的文化单向传播。在现实过程中,两种类型的全球化当然难分难解,但从分析上讲,它们却是不同的全球化。其中后一种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相通,它可以包括“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一些真实的、合理的观点。简单地说,“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是文化的全球传播,后者讨论的是文化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单向传播,它可以部分地包含前者而不止于前者,因此,是“全球化”而不是“文化帝国主义”才是讨论当代文化产业的一个更合适的概念。

   根据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J. Holton)的总结,有关全球化时代文化关系的三种理论:趋同化、多极化和混合化,趋同化理论认为全球文化正在导致全球文化模式的美国化或西方化;多极化理论认为西方的全球化与它的对手的全球化之间,将会有一场文明的冲突;混合化理论则相信全球化通过穿越国界的交换活动,推动了不同文化(不同学说和信仰)的融合。这三种基本理论间的争夺仍在继续,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23]从文化产业全球流通的实践过程来看,三说各有其理,却都不能充分说明当前全球文化产业的复杂情况。“多极化”还未形成,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在目前阶段尚难完全抗衡西方;“混合化”比较符合事实,但理论上难有新意;最重要的,也是议论较多的,是西方文化产业在推动着全球文化的趋同化或同质化,但这也是经不起理论推敲和事实检验的。

   第一,西方文化固然在全球文化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也在丰富着、调整着全球文化版图和发展格局。西方依然强势,但非西方世界也在发展和崛起,冷战结束后固然一度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若干非西方国家也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当代世界绝不是西方或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斯科特就发现:“现代文化经济中大的跨国公司蒸蒸日上的重要性既是文化产品市场逐步全球化的原因,但同时也预示,文化产品市场的生产仍局限在特定地点之中。……美国跨国公司确实开创了全球销售文化产品的先河,通常它们在外国消费者销售产品方面比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加盛气凌人、更加成功,即使在这些外国消费者属于其文化与美国文化毫不相似的社会的情况下。但是,基本上没有理由可以证明当前美国跨国公司对全球文化产品市场的主导在未来会无限地继续下去,因为实际上有充分理由可以构想在不远的将来,在空间上会形成更多样化的文化生产结构。”[24]这些观察表明,商品化的文化生产体系有规律地采取与地点密切相联系的集聚形式,大量美国之外的文化产品集聚区正处于发展阶段,并对美国文化产品提出有力挑战。如英国的流行音乐、意大利时装、法国化妆品和香水、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电影、日本美食等,它们的国际网络正在扩散。伴随着文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地点与地点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将释放出巨大潜能,如果说资本主义消解了某些文化表达的地点,它也将积极地再创造其他地点。美国电影、电视节目和流行音乐之所以能主导全球市场,不是因为它拥有某种不可抵抗的、非美国公司不可复制的内部秘密,相反,这一主导地位的获得,是美国跨国公司商业化实践和积极的全球营销策略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特别的自然或社会的原因,因为“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商品流通的壁垒与其说纯粹是地理和社会的不可测知之事,不如说是金融资源匮乏或商业敏锐力不足的结果。”[25]持此论的斯科特反对趋同论或同质化的观点:即使文化产业在很多国家繁荣起来,其演化轨道也使其基本的产品风格和内容趋于融合,而这个融合点是以美国商品化文化生产者已经牢固建立的实践和标准为代表的。斯科特认为,随着多样的、竞争的文化生产中心的存在,产品结构中易于出现的是分歧而不是融合。这不仅因为不同中心通常是以不同的生产传统和生产条件为特点,而且也因为,任何中心长期存在的经济活力依赖于其为源于竞争中心的产品提供现实选择的能力。“特别是,任何其产品基本上模仿那些比较牢固确立的生产地点的产品的集聚区通常不能在平等意义上进行竞争,因为后者完全控制着报酬递减效应和声誉效应,就是说它几乎总是为那在产品提供与价格相关的最好质量标准(包括真实性的因素)。”[26]因此,美国之外的任何文化生产中心,只要它还想存在和发展,就不会简单地模仿地美国文化产品,而它们的产品,无疑具有平衡、抵抗美国文化的性质和功能。

   第二,并不是全球所有人口都在接受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全球化在目前阶段的具体形式之所以会被认为是西方化、美国化,原因在于,相对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和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还处于现代发展阶段,模仿西方、学习西方则是这种追赶式发展的方式之一。历史时间上的这种落差,虽然确实加强了西方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扩张能力,同时也限制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现象是,没有一家全球公司会真的“无国籍”,所有的公司都因其原产国国土上的制度后勤而受益。如果“全球化”并非指一种抽象的“全球文化”,而是指一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那么,就有一个是否接受的问题。考虑到有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接受外来文化,瓦尼耶甚至怀疑“全球化”概念的有效性:

  

   在文化商品及劳务的生产方面,富裕的北美、欧洲和亚洲所形成的三角工业化国家正在行使著一种霸权。……这些三角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三角强权”。就文化和消费内容的接受层面来看,这些地区也是处于第一线的地位。再者,依据富裕及发展的程度,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文化工业化和具文化价值的商品的全流流量所波及。在这些国家之中,也只有人口中最优渥的一群受惠于此一现象,且不均等的情况亦非常明显。譬如在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仅有一小部分人居住在城市,他们拥有电视、卫星天线、录音机、收音机、能够上网的电脑,读书识字,能操传播较广的语言,……然而,在距大城15公里外的乡下地区,既无自来水可喝,也无电可用。在此居住的农夫既缺物资,又没有财力及文化资源,去从事城市形态的消费。

   ……

   我们所称的商品流量的“全球化”,不是只有那么一个;它只是在富有国家之间特有的贸易而已。因此,不应将之称为文化“全球化”。事实上,它只是美、欧、亚三角地区,受到其所属国家鼓励的私人产业霸权式支配下的一种大型的文化交融现象。[27]

  

   尽管如此,瓦尼耶还是用“文化全球化”作为其书名,这说明他实际上还是承认这个概念的。此论的意义在于,不能把“全球化”这个概念完全落实为全球在共享一种文化。

第三,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出对非西方国家影响巨大,但非西方国家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全球范围内受众的选择性、创造性使用都在改写着西方文化。一方面,文化产品的交流具有一般商品交换的性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换比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更为自由、更为平等、更为理性,各国在引入这些特殊商品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所以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还是政府委派有关机构负责,在各国的情况也是不一的,许多美国文化商品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目的从不同渠道得到的,如政府、团体或个人出面,处于经济目的、学术交流目的、无明确目的(指带有盲目性或管理失效)甚至走私渠道进入的。这里不但有输出问题,也有输入管理的问题,存在着各种相似输出却交易失败问题,以及某些文化产品为何被主动吸入或拒绝输入等具体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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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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