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概念选择与权力竞争——关于全球文化管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1-04-09 01: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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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人们所实际拥有的其他身份,实际上是把人渺小化。“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诸如文明、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交善’与‘对话’,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如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那么,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个人被塞入一个个‘小盒子’之中。”[79]把每一个人都牢固地嵌入某一种社会联系之中,这就窒息了其他理解人类的方式,不但把原本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而且它在建立与他人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在建立与更多人的不信任,所以这种狭隘的、危险的幻象可能带来对立的后果并使世界更加易于被操纵、被煽动。

   无论是经验事实还是理论逻辑,都否定了单一身份论。森主张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我们的身份如此丰富,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时,就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就没有必要因某一种身份的差异而发生冲突。“代替这种支配性分类观及其所造成的对立的,不是不现实地声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相反,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我们反对按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分裂。”[80]

   确认多元身份认同,则“文明冲突论”与社群主义的假设都不能成立。

   文化认同的确很重要,它帮助个人建立起一种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这种归属感和忠诚度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能够丰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文化虽然重要,却不是决定我们生活和身份的唯一因素,其他的因素如阶级、种族、性别、职业等也能起作用,并且能起很大的作用,不能把文化看做决定社会行动的核心的、无法改变的和完全独立的因素。“文明冲突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单一性幻象”:它假定某种单一分类是唯一相关的,人类能够被先在地划分为彼此有别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们之间千差万别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它不把人视为有许多关系的个体,也不把人看成分别属于许多不同团体,相反她仅仅是某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给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因为这些错误,“文明冲突论”对文明及其关系的解释也是错误的。其一,此论误解发文化。文化不代表一种统一的特性。同一种文化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比如宗教信念不能完全定义穆斯林,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在科学和数学上贡献巨大,它们完全可以成为穆斯林身份的一部分;比如任何一种宗教的虔诚教徒中,都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和平的拥护者,宗教信仰本身,不能解决我们在生活中要求做出的所有决定。对于政治、道德和社会判断相关的事物,一名穆斯林教徒能够选择几种不同的立场而并不因此就不再是一名穆斯林教徒,因为他的立场不仅仅来源于伊斯兰教义,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其二,此论对世界诸文明的划分过于粗糙,把它们看得远比过去和当前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更为同质、更为互相隔绝。更重要的是,那些试图避免冲突而进行的文明对话的努力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种高尚的行动也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一个单一的维度,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包括艺术、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以及所有对人类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活动。其三,此论无法解释文化与社会认识和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因素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而单独起作用,单一身份论妨碍了对主流政治的认真关注以及对当代激起暴力的过程和动态的考察,实际上成为导致冲突的真实机制的遮羞布,使政治统治和公共政策的错误就逃脱罪责。所以,“文明冲突论”是粗糙且粗暴的,它不是解释了冲突的根源并据此解决,而是造成了人们更深的偏见和对抗,并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世界冲突。

   同理,社群主义假定个人对其社群的认同必然是其支配性的身份,这一结论也是错误的。社群主义有两个假设:一是个人无法获得与其社区无关的身份认同,也无法以其他方式来思考身份。二是身份涉及发现,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社群认同必然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身份。森认为,这种观点否定了评价、理解对不同文化和社会中各种行为与制度所做的规范判断的可能性。“我们很难相信,个人在决定她所归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时竟然会毫无选择,而她只需‘发现’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比如确定是白天还是黑夜)。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归属和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列为优先,哪怕只是下意识地这么做。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所属于其中的群体之间决定我们所效忠的对象和事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重视它,并保护它。”[81]文化可以影响我们的推理,但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决定它的结果,因为我们的选择和推理可以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而且,如上所说,所谓“文化”可以蕴涵着相当大的内部差异,不同的态度和信念都可能被容纳在一个被宽泛界定的文化里面。“对身份发现论来说,很可能最强有力的质疑理由是,即使给定了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居所,我们仍然有各种途径来界定自己的身份。那种属于某个社群的感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极其强烈,但并不必然抹杀——或者压倒——其他的联系与归属。我们随时随地面临着选择。”[82]当然,可做选择并不是说没有约束,因为选择总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的。社群主义包含着内在矛盾:

  

   ……要记住社群主义思想原本是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来建设性地理解身份认同问题的。但是原本非常值得尊敬的更加“全面地”理解人类的理论尝试,到头却几乎蜕变成一种把人主要理解为某一特定团体成员的狭隘观点。这样的观点,可算不上什么从“社会背景”出发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联系与归属,其各自的重要性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尽管“把人放在社会中去理解”这一令人称道的视角隐含着丰富多彩的观点,但这种视角在现实应用的时候,却往往采取一种忽视一个人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严重低估其“社会处境”的多样性的形式。[83]

  

   承认身份具有普遍的多重性,意味着一种身份的重要性与否不必抹杀其他身份的重要性,因为不同身份之间可能不存在任何冲突。那么,是不是承认身份的多重性就可以避免冲突呢?

   当然不是。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里有两个问题:决定与我们相关的身份是什么?如何确定不同身份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需要推理与选择,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我们在认识自我的同时需要结合更多外部因素来分析,把自己多元的身份明确的区分开来,懂得在什么时候运用自己不同的身份,哪种身份能带给自己最大的认同感归属感而又不至于被狂热的情绪所替代。这里需要的是自由。“关键问题不是是否任何身份都可供选择(这样说将是很荒诞的),而是我们是副产品会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或身份组合可供选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对我们所同时具备的不同身份决定优先次序的实质自由。”[84]阿马蒂亚·森当然明白,在现今的世界,选择一种单一身份并放弃其他身份,比承认自己的多重身份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所获得的力量也更为强大。这隐含着一种人为的带有目的的操纵性。总是有人故意遮蔽掉每个人身份的多样性,强迫每个人界定自己的身份为唯一身份,当这一切确立以后,暴力和冲突就乘虚而入,变得顺理成章。因此身份的选择并没有完全的自由,一些世俗的偏见和牢固的看法在短时间内是没法改变的,在他人眼中,我们选择自己身份的权利是受限制的。当务之急是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自由确定我们事务的优先次序,充分地认识到理性地发表意见——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作用。自由与理性,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根本原则:

  

   如果人类作出决定的自由很重要,那么理性地运用这种自由而得出的结果,就必须予以尊重,而不是根据那些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强加的优势地位来予以否定。……如果一个社会禁止某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去追求他们所自愿遵从的某种传统生活方式,那么,这也是对文化自由的阻碍。……如果允许且鼓励人们去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让现存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生活),那么,文化多样性就会得以提高。例如,追求不同种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或音乐方面)的自由,能够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更富有多样性。这种现象,正是文化自由起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尽管只是工具性的),直接源自文化自由的价值——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结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自由(包括文化自由),那么,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就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应该根据其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在帮助人们做决定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定。[85]

  

   在各种身份、文化与价值之间,没有一种可以被辩护为唯一正确的。“我(我们)”是多重性的,“他(他们)”也是多样性的,我们当然可以坚持一种身份、一种文化,但这决不是说,坚持某一身份或某一文化、价值就必然要反对其他身份、文化或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生活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在的环境中。阿马蒂亚·森强调了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在身份认同中的必要性,当然也看到有一种或若干种力量在制造着身份的“单一性幻象”,强迫个人选择单一身份,这实际上是把人渺小化,并在极端情况下产生“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的结果。他认为,实施这一切的不是文化本身,也不是全球化,而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失误引起的。

   因此第二,身份的建构性。

既然个体不只拥有一种身份,文化也非一种可以决定个体身份的客体或实体,那么身份就不只是多元的,也是持续变化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霍尔(Stuart Hall)据此论述了身份的“历史性”。其论以为,文化身份并不是居住于某个地区、属于某一文化的人天生即有的明显特征,而是历史的、有意识地建构过程。这“第二种意义的文化身份,既是‘生成’也是‘存在’,它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它不是某种已经在生存的,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源自某个地区,有自己的历史。但也正像所有历史性的东西一样,它们也经历着持续的转变。它们远不是永远固定于某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它们远不是基于对过去的简单‘恢复’,似乎过去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且一旦发现就能确保我们的自我感觉永远不变,而是我们对我们被界定的不同方式的称呼,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86]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接受与选择两个方面,既受诸多因素和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也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自由感,当代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多地强调,不存在由人的本性规定的、像自然界的规律那样可以被认识的、固定存在的理想状态,人的欲望、追求、需要等都是变动的,人性有着无限的广度和深度,人的目的与其说是先验地、本质地存在在那里,不如说是历史地、创造性地,甚至偶然地形成的,人类的选择——只要是在自由的境况下——必然是多样的。同理,人类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由政治权威或科学理性设计好的世界上,说到底,在所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并无客观普遍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一种文化认可的,可能恰恰是另一种文化所拒绝的。文化的差异代表着人类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方案,体现着人的价值或本性的深刻冲突和多样性。这种价值多元论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哲学基础。在当代思想中对此论证最力的是英国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中国学者钱永祥概括这位思想家的论证说:“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想法不难把捉: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尤其是终结性的价值与目标,不仅(1)多元,不仅(2)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3)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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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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