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4 2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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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  
而17世纪欧洲确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之后,其政教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教随国定”之发展也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特色宗教政治学除了同样重视宗教与国际安全问题之外,还应特别研究宗教与中国国内安全的问题,其中以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政治影响、新疆和西藏等民族及边疆问题中的宗教因素为重点,并进而探索如何有效防范、克服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之复杂关联等问题。在中国政教关系历史上,中国宗教政治学应该系统研究中国自远古时代“绝地天通”以来“政主教从”的独特政教关系现象,揭示其“以政统教、以教辅政”之关系的特点及启迪。

   (二) 宗教法律学

   宗教法律学涉及宗教与法律关系的研究领域,研讨宗教信仰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合理性问题。这一研究会从历史发展角度回溯宗教法的起源和演变,如古代宗教的“神意审判法”、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及其传承和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沙里亚法”)等;也会从现实出发探究各国宗教法规或法治现状。中国特色宗教法律学的构建则需要分析研究法律对宗教的二维关系,即法律对宗教信仰的合法保护,以及法律对宗教行为的合理限制;由此深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的科学理解。依法管理宗教就是既有对宗教公共权益的保护,同样也会有对其社会行为的必要限制,这样乃旨在保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此外,这一学科还应该专门探究中国当代宗教政策及宗教法规问题,对宪法和相关法律条例及行政法规涉及宗教的内容加以系统梳理和认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重要构成,需要从社会政体的视角来审视宗教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例如,中国当代社会所讨论的“教法(教规)”与“国法”的关系,就反映出其政治及政体问题。正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体制及其法律结构上,我们强调了“国法”大于“教法”、“教规”必须服从“法规”这一正确关系,使之与我国的政教关系相吻合。

   (三) 宗教经济学

   宗教经济学应该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学科,尤其是此前人们所热议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问题,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宗教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目前并不成熟,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有着巨大拓展空间。西方的“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最早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所关注,其在《国富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曾触及人们参与宗教活动是否在寻求其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宗教供给者则是希望以垄断宗教市场来实现其收益的最大化等问题。此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5)一书亦从社会学的角度论及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问题。这样,人们曾把基督教会视为类似于企业的宗教组织,故而有“教会经济学”一说,以研究其教派的发展、兴衰与金钱和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宗教市场论”也成为热门话题。与宗教经济学相关联,学术界进而出现了犹太教经济学、基督教经济学、佛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说法。由此而论,宗教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域来理解宗教,诠释宗教行为的经济目的及后果,旨在揭示宗教现象的经济本质,说明宗教制度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内在关联,以及宗教对经济和社会的正负影响等。这里,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宗教本身的经济结构及其状况(即把宗教本身作为一种经济体来看待),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如经济制度、金融体系、银行、税收、工农业运作、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等,评估其对经济的制约或促进。中国特色宗教经济学有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定位,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解,不同的社会存在会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意识及其社会建构,故此证明了宗教形态与其社会形态及经济结构有着内在关联。同样,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会对其社会结构及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包括对其促进或制约这两个方面。为此,中国特色宗教经济学的构建,不仅要研究宗教与人类经济历史发展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应该将重点放在中国经济结构和当代发展与宗教的关联等独特领域,说明当下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宗教处境,以形成我们研究的真正中国特色。

   (四)宗教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是当前中国宗教学研究中发展较快的学科之一,其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由此使中国学者会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阐释宗教现象,揭示宗教本质,说明宗教问题。显然,宗教社会学主要就是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追溯宗教起源与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动力,探讨社会团体的宗教意义和宗教团体的社会结构,展示社会对宗教的需要或排拒,分析宗教的社会功能即对社会发展的束缚或推进,解释宗教群体的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对其信徒价值观、社会观和人格特性的影响,并描述宗教在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的分布、比重,以及在社会传播中的状况和意义等。与宗教哲学或宗教神学的形而上之抽象探究不同,宗教社会学在宗教神明观念的产生及对人们信仰思想的影响问题上主要是深究其社会因素和根源,以及这些信仰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宗教社会学的实质就是从其根本上来说明宗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这样,中国特色宗教社会学体系构建就应该达到宗教社会理论及其理解上的系统化,其探究则涵括对宗教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之社会理论研究,对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社会历史研究,对宗教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之社会实践研究等;而这一研究在中国还应该侧重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实践,提出适应中国国情及社情的新思路、新方法,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上体现其特色,做出具有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独特贡献。在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宗教团体之全新社会定位,指出其乃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一全新定位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及意义。

   (五)宗教人类学

   宗教人类学最初在西方宗教学范围内主要是研究人类远古社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宗教”或其形态相似、留存至今的“无文字民族的宗教”,故而注重在“原住民”中作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推出调研报告,故也有宗教民族学、宗教民族志学、宗教人种学等称呼。其研究领域与研究文明社会的宗教社会学明显有别。但在其现代发展中,这一“人类学”的范围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原始宗教”或“原住民”信仰之限而进入现代社会领域,其当代“人类学”已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相互补充,只是其传统的“田野”调研手段及相关方法仍然得以保留并有着特别强调。宗教人类学发展最初受到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从而成为宗教学最早的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分支之一。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学本身就经历了由自然科学领域的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不断扩展到涌现出具有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诸多学科,如考古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神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而宗教人类学的发生与发展即与这一进展相关联。因此,其学科的现代性使之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可以运用更多的研究方法。宗教人类学突出对人类社会的关注,以研究个案、探究细节和微观审视为特点,而其方法则强调“参与性观察”之田野调查。所以,中国特色宗教人类学的建设也应该在相关学科理论及方法的构建基础上,突出调查研究,做好中国社会宗教存在及其特点的个案调研,提供“田野”经验,并以此为依据来讲好“中国故事”。

   (六)宗教民族学

   宗教民族学在当代中国亦有“民族宗教学”之称,其与前述关涉宗教人类学的宗教民族学或民族志学根本不同,而主要是探讨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因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全面认识中国和人类历史文化的大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和平的重大现实问题”。宗教与民族在学科上虽然各属不同的范畴,“民族是属于社会实体的范畴,宗教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有着复杂的互渗互摄,故在现实处境中却很难根本分开。于此,其相互关系至少会从“宗教限于民族”“宗教超越民族”“宗教涵化民族”“民族突破宗教” 等层面来展开,其“族教融合”或“族教冲突”与“政教融合”或“政教冲突”相呼应,反映出宗教与民族社会及其民族文化发展的复杂互动。在中国特色宗教民族学的构建中,其任务是“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讨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点是阐释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生活、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中国古今历史上各民族关系及其涉及的宗教蕴涵乃我们的研究重点,尤其是应该体现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独特意义、对人类社会正确处理好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杰出贡献。

   (七)宗教批评学

   宗教批评学在西方宗教学中主要是体现出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批评及其回应,由此扩大到西方古今社会对宗教的各种批评理论。这一批评包括理论批评与实践批评、社会批评与教派批评、经文批评与教义批评、行为批评与心理批评、哲学批评与神学批评、有神论批评与无神论批评等,因此其批评与其社会及西方学术传统有着复杂关联,并可以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会回应罗马帝国时期对教会的批评并加以反驳的护教学。与之不同,中国特色宗教批评学的发展当然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展开客观、科学的宗教批评,其中亦应充分体现出科学无神论意义上的宗教批评。而在中国当代社会这种宗教批评学的展开中,更要有着积极引导宗教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对话、交流与沟通。

   (八)宗教传播学

   宗教传播学在当代宗教学发展中属于较新的领域,其特点是注重对宗教传播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重视当代社会中宗教网络传播的特点、趋势及社会影响等现实问题。宗教传播学研究各宗教的传播问题,涉及其组织的传播和其观念的传播,其传播渠道、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特点、传播规律、传播历史等方面,其中应该特别关注宗教传播的政治地缘因素、民族迁徙因素、教派发展因素、社会流动因素和地理环境变化等因素。中国特色宗教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阐述宗教传播的基本问题及其规律总结;另一方面则应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传播的新特点、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应该重点研究信息网络时代宗教传播在新媒体领域中的新模式、新动向,以及新的传播效果,并以此来科学制定治理宗教的政策与方法,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这一新形势下的新挑战,洞观并积极引导中国宗教可能出现的变革和发展。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应该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以我为主、海纳百川,通过集思广益和与时俱进来形成我们宗教学的中国体系、中国学派、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目前我们这一创造性学科构建已经踏上进程,必须努力奋进。而体现当代中国特色,其最为根本和关键的则是立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科学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辩证关系,为我国当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建中华民族命运及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历史使命做出我们中国宗教学领域开拓发展的独特贡献。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原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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