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0 次 更新时间:2021-03-24 21: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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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作者怀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两位社会学家,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基督教民族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宗教愿景,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基于对美国建国原则的神圣化理解,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这种意识形态体现出一种维护种族与民族“边界”的强烈愿望,将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传统视为美国民族精神的正统,倾向于将归属其他种族和宗教的移民视为“他者”,构成对美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对跨种族婚姻和跨种族收养,质疑警察执法中存在种族不平等的事实。这部著作的研究论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特朗普视为他们受到威胁的权力与价值的捍卫者”,他们支持特朗普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夺回美国”,并维护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权。

  

   《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6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这一问题时,“经济焦虑”还是“种族焦虑”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对此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问世,许多学者相信种族因素更为重要。但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这两种因素是很难拆解开的”。

  

   实际上,经济与文化因素难以相互隔离,因为经济状况对政治态度的影响,依赖于人们对自身处境所讲述的“故事”。关于自我的故事并不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是对于事实的认知、感受与判断,这需要经过文化的“阐释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达了类似的洞见。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党”(Tea Party)的腹地,经过五年的考察访谈写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试图理解“美国右派一边的愤怒与哀伤”。她在茶党基层成员那里发现了一个悖论:他们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议员和政策(比如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人,却支持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动议),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探索他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发掘了他们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这并不是他们处境的事实,而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仿佛感觉”(feels-as-if)所构成的故事。

  

   这个深层故事以“排队”的隐喻呈现出来:一群排队追寻“美国梦”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蓝领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虽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滞。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和牺牲之后,他们开始感到沮丧。然后,他们看到了“插队者”——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难民。在他们的主观棱镜中,大多数自由派提倡的促进正义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队”。同时,他们曾经感到自豪的价值与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异性婚姻、爱国的忠诚等等,在自由派主导的文化中成为“过时的”或“歧视性的”偏见,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象,他们的愤怒与哀伤是真切的,来自对真实困境的主观感受,其中不乏固执的偏见,却并非不可理喻。他们构成了特朗普2016年竞选口号中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作者在书中有一封写给“右派朋友”的信,向他们讲述了“自由派的深层故事”,最后告诉他们“在左派一边有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希尔德如此尽力地要越过“共情之墙”,因为她意识到弥合分裂的紧迫性。她回顾自己的研究后发现,“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经搭建完毕,就像点燃火柴前的蜡烛”。

  

   霍赫希尔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释与经济解释之间分野仍然显著,这既是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征兆,也是其构成性部分。这不仅导致了对特朗普现象的诊断分歧,也为应对方案的选择带来了挑战:什么样的政治论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于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与促进分配正义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同样,面对“文化战争”的困境,在斗争与对话之间、在坚定与妥协之间应当作何选择?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万美国人描述为“投票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断定“他们大部分是种族主义者”,即便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其政治实践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会使“种族主义”这个词失去道德分量吗?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吗?或者最终将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难题都具有挑战性。

  

   罗德里克11月9日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题为“民主党人的四年缓刑”。他注意到,选举之后民主党内部的争论已经开始,但从这场险胜中很难获得明确的经验教训。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关键议题上,都存在意见相反的批评者:“有人指责民主党人走得太远了,也有人指责他们走得不够远。”

  

   在文化方面,美国社会的裂痕在“文化战争”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区域,一方是所谓“警醒”态度已成为优势的大都会区域。前者注重“家庭价值”,反对堕胎,支持持枪权。后者强调LGBT的权利,支持社会正义,抵抗“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许多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人支持去年反对警察暴力的街头示威,是在“纵容暴力,并给整个国家抹上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拜登曾谨慎地发言反对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党人仍然被指控为“道德哗众取宠、诋毁美国中心地区的价值”。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续存在,这本身清楚地表明种族主义与偏执习气是多么根深蒂固,针对这种倾向展开斗争是“民主党紧迫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上,许多观察者(包括一些中间派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走得过于左倾而背离了保守派选民”。然而,共和党仍然在煽动恐惧——“对于高税收、有损就业的环境政策以及社会化医疗保障的恐惧”。在美国两大政党内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国神话:政府管得最少、独行的企业家做得最好”。但在进步派看来,拜登倡导的经济方案,若以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根本算不上激进,也许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更加强调就业、经济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国人的愿望。

  

   总而言之,这次大选显然没有解决长期的争论:“民主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是否应该为了实现竞选号召力的最大化来决定他们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立场?”大选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政党面临的挑战。在文章最后,罗德里克提醒左翼政党需要制定务实的方案来解决深层的经济问题,也需要建立沟通的桥梁来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否则,民主党人可能会在四年之后再经历一次惊醒”。

  

   03.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

  

   在全球化与新技术的冲击下,当文化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断侵蚀,许多人陷入了经济与文化的困境之中。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的处境,更无从把握自身的命运,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无以名状的恐慌与失落中,他们感到挫败甚至生出怨恨。无论在道德意义上是否正当,他们的感受是真切的。当一个国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遗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视或无力回应他们的诉求,民粹主义的煽动家就可能应运而生。

  

   德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2021年1月发表文章《治愈煽动性民粹主义之道》,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往往兴盛于这样的时候——当大量的公民群体感到传统的政客忽视了他们的利益和价值”。作者列举了许多历史先例,包括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白人农民和工人,十九世纪晚期中西部的农民,二十世纪美国东北地区的欧美“白种人”,以及二十一世纪英国中西部和北部工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对应于这些“被忽视的群体”,相继出现了一系列“自称代表无权者对抗腐败当权者的护民官政客”。这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但此前主要局限于地方和州一级的政坛。特朗普是第一个成为美国总统的真正的煽动家。

  

   但林德认为,特朗普无法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独裁者相提并论,他没有获得军方、官僚界和学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对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化约为“白人民族主义”。虽然他常常有偏执言论(bigoted remarks),但与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获得白人选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侧重于特朗普现象的经济维度。在他看来,工业离岸外包与移民产生了输家和赢家,而美国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认自由贸易和移民带来的负面问题,这给了特朗普可以大肆发挥的议题。

  

   但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煽动家,经常鼓吹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来解决真正的问题”,特朗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草率地使用关税,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国历史表明,根除民粹主义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离的选民纳入主流政治,并以精到的方法回应他们正当的诉求。”作者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一个可资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达成了许多民粹主义运动要求的目标,但并非借助煽动性的外来者,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实现。“民粹主义者往往是恶棍,但是他们的追随者值得被尊重和倾听。煽动性的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疾病。治疗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强调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动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如何理解他们能够如此深入地俘获人心呢?比如,即便在占领国会山事件发生后,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坚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1月9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认为他无疑赢得了选举,有百分之三十六认为他大概获胜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认拜登赢得选举。要充分解释这一问题,煽动家的个人风格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经济学人》发表题为“特朗普的遗产”的长篇文章,其中一节的小标题是“给公众来一场歌舞”。文章评论说,虽然特朗普推行的政策与里根之后的所有共和党领导人有相似之处,“但在许多问题上,他都以异端、极端或两者兼有的方式脱颖而出,以一种其对手做不到的方式俘获了选民的想象”。

  

   这种俘获方式要求一种特殊的“歌舞”才艺。著名作家布鲁玛(Ian Buruma)2021年1月8日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着重分析了特朗普作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演艺界的人才”,他在房地产行业实际上是个不断失败的商人,真正给了他名声的是一档电视节目,“他一直利用这个品牌,施展无与伦比的才华用于自我宣传”。

  

在这方面,特朗普让其他共和党政客望尘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进入政界以前就已长期存在的问题与怨恨: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对移民的恐惧、对伊斯兰教的厌恶、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业不断增长的支配优势,以及贫困的去工业化地区和乡村地区的衰败,等等”。这些问题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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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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