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 “书同文”和 “官话”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 次 更新时间:2021-03-17 0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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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语音会因众多随机因素而分歧和变异,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导致原初的语言共同体碎裂;如果没有比较频繁的相互交流、影响和校正,各次生语言共同体就可能相互绝裂。由于口语会影响文字,对拼音文字甚至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即便有 “书同文”,只要交通通讯不便,也无法保证各地民众口语趋同。

   在现代条件下,一个较大区域的人们,即便口语不统一,凭借中央政府的强大政治强力和经济力量,借助不同地区相互依赖的商业利益和人员交往,还有可能构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即便这样还是会留下分离主义的温床。而在各地民众交流严重不便的古代,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辐射力非常有限,语音不通,单靠书同文,不可能长期维系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古代中国的政治家能直观感受、把握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古代中国宪制和政治的重大。自古以来中国各地自有方言,翻一座山,过一道河,语言就不通了;对于局促于给定时空的农耕社会个体而言,“不可以语于冰”或 “不可以语于海”不是问题,但对于农耕大国的政治构成和有效治理,确保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各地语言分裂,若不是个直接的威胁,也是个必须应对的难题。

   安居乐业是农耕社会的生活常态,这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小型村落共同体,却不可能自发创造诸如秦汉王朝这样的古代中国,一个文明的大共同体。相反,安居乐业更可能引发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字的麻烦,不利于大国的形成和治理。第一,小型农耕社区通过语言交流,而无需文字;第二,各自独立的安居乐业一定导致各地的方言;第三,农耕社区人们的社区认同大致以方言为基础,而不是以全国通用的文字为基础。这意味着,农耕中国一定有众多次生语言共同体,普通民众很可能只有地方认同,而没有 “国家认同”;方言还会增加全国各地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成本,也就增加各地经济政治文化整合的难度,会削弱甚至完全抵消“书同文”对“大一统”的塑造力。一旦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合适,某些方言共同体就有可能从这个历史的“中国”中分裂出去,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乱。

   国家的政治治理也会出问题。如果一位广州的读书人,无法同广东以外的人口头交流,即便在广东境内也无法同比方说潮州话或韶关话的人交流,那么他的政治前景是非常有限的。即便他才华横溢,皇帝如何召见他并私下咨询?他又如何同来自其他各省各地的朝廷大员交流?他肯定无法任职外省,甚至无法任职本省其他地区,除非他随身带着口译,且每到一地就换个口译。这表明,如果没有一种各地读书人分享的口语,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就没法运行,中央政府就不可能通过任命政治文化精英全国流动任职来促成各地的相互影响、牵制和融合,农耕大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就会非常困难。

   而对于读书人,没有可交流的口语则意味着,即便你认字,也不比其他人有更实在的资质和能力参与全国(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一旦方言挡住了各地政治文化精英进入朝廷、进入官僚系统的路,就会逼着这些精英退回并蜷缩于各自的故乡。而在故乡,农耕乡土社会,读书识字几乎没什么意义。人们就没有理由也不会投资于读书识字了,还不如融入本地方言文化共同体,其乐融融。即便识字,他们也会只关心本地事务,而不是有全国意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事务,不会关心全国山川地形,风土人情。而只关注家乡的读书人不可能胸怀天下。

   所有上述分析都只为说明,在这片地形地理高度复杂,各地经济生活交流相当不便的多民族、多族群生活的土地上,在政治文化上构成“中国”,除了“书同文” 外,还必须关注更生动易变更难规范的日常语言,还必须关注和借助 “语同音”。

   但在古代农耕社会,统一语言注定不可能。即便可能,也未必需要。因为除非天灾人祸,背井离乡,农耕社会安居乐业的普通人终其一生也不会遭遇语言不通的问题;只有少数读书人,读了书,识了字,知道有外面的世界,有了不同于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关于个人与家、国和天下的想象,有了理想或愿景;如果年龄、身体和家庭财力等条件许可,就会追逐理想,走进甚至长期“从业”于陌生的方言区。这时,也仅仅对于他们,语言不通才成为真实的问题。

   因此古代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主要与政治文化精英有关的最低限的语言共同体。这个语言共同体必须支持并能有效兼容 “书同文”的文字共同体,有效勾连各地政治文化精英。这个语言共同体,总体上需要国家的政治统一作为支撑,却不可能也无法由国家直接维系,必须在社会中自我再生产。

   由此,我们才可能从重新透视和理解古代中国演化发展起来的 “官话”,这实在是另一个无愧于 “伟大”的宪法性的制度、机制和措施。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精英,为促成并进而确保有效和统一的政治治理,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有意无意地追求以汉字为基础的,基本为政治文化精英口头交流使用的,有别于任何一地方言的通用语言。尽管汉字的语音一直流变,但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标准化努力还是为各地读书人的口头交流确立了一个努力方向。

   但即便在元明清时期,据音韵学研究,广义的官话就有多种,也各自为政。若从语音或音韵学的视角看,或以今天的普通话来衡量,这些“蓝青官话”(蓝青,不纯也)之间的语音差别很大,单从语音上看,甚至没有理由说这些官话不是方言。但这个视角会错失官话最重要的宪制功能和社会意义。对于官话使用者来说,进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来说,判断官话的标准不是语音的统一或相近,而只能是语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即使用者能听懂就行,双方能交流就行。

   甚至官话不是用来交流一切的。有关地方饮食、风土人情等高度地方性的现象,对于中国无关紧要,无法以官话交流,不成大碍。但官话一定得能够交流“官事”或公务,能交流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文献,因此官话主要是用于交流对于古代中国意义相对重大的事项的通用语言。两位从未相逢但有相似政治文化训练背景的读书人相遇,即便乡音浓重,借助官话,只要能猜出几个字音,实在困难,再辅以少量文字书写,他们就可能口头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古代中国读书人理应具备的知识,和他们理应关注的国事和官事了。

   “官话”并非全国统一,也不标准,只是“官”的话,而不是普通人的话;而且可以推断,官话同“文字”的联系紧密,而与各地的俗务俗事联系松弱。它不大可能是方言表达的语音规范化和标准化,而是与经典文献和“文言文”关系密切的口语。这种语言更多与政治、社会、礼法等问题有关。它与政治文化精英分享的知识传统和知识储备联系紧密:官话不仅同儒家,也同诸子百家相联系,同经史子集、诗书礼乐这些“士人必备”相联系。只有那些已固化为文字的经典知识才适合用官话来叙述或讨论;扩展开来,适合以官话讨论的是古代中国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精英面对的共通问题,诸如修齐治平问题。官话同经典的这种相互联系和制约,很容易塑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精英“信而好古”,因为借助汉字和官话交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可能是古典的和精英的,而不是民间的或世俗的。

   这或许还可以解说中国传统家庭或私塾教育风格:老先生很少解说文义,却总是强调朗读,并要求高声背诵课文;并且这个传统保留至今,中国的集体早(朗)读课至少与美国中小学的早(阅)读课形成鲜明反差。其实没什么经验研究支持朗读和背诵会比理解和默诵更有助于记忆。一个有道理的猜测是,朗读便利了中文教师监督并及时校正学生的语音,而表音文字的教学则不太需要这种监督和校正。诵读也是有助于规范汉字语音的一种社会的记忆和校正机制。在没有其他技术手段记录和传承汉字读音的社会,诵读会令汉字的官话读音在特定社区中留下些许社会记忆。借助这些无心的行动者,在时空高度分散的条件下,汉字的官话发音可能得以传递,而这一文化的传承完全独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主观追求甚或自我感知。

  

   三、官话的形成和维系——一个猜想

  

   但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即便只是在读书人中,如何可能形成某种广泛使用的即便不很标准的口语?这之后才会有维系和拓展官话的问题。借助政府力量的强行推进也只可能在后世,任何初始努力都一定遭遇无法克服的执行和监督成本问题。

   因此,官话的起源首先必须是,在一个足够广阔的区域内,有一个人口数量足够大的群体,因血缘和亲缘,已经分享了在一些基本方面高度相似的口语;同周围其他群体相比,这个群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优越,甚至就是占居统治地位的群体,因此其语言不但对自身有凝聚力,而且对其他群体也有文化吸引力和政治支配力。这个群体的活动已经构成一个活跃、持续再生并拓展的语言共同体和传统。在经验上,这可以落实到华夏民族长期生活、耕作、争夺乃至厮杀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想象,夏、商和周三代都以本部族语言作为本朝 “官话”;并在直到春秋时期的1500多年间,三代治理的区域重叠,令三代的 “官话”也有所重叠。

   有间接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设想和推断。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可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所以可能奔走六国游说各国国君合纵、连横,战国时商鞅等“外国”政治精英之所以能有效参与“他国”的核心政治决策,都表明在中原地区,这个语言传统已经奠定。此后,从秦到北宋大约1300年间,除东晋迁都南京约二百年外,历朝历代一直定都长安或洛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助于维系这一语言共同体基本稳定,甚至会向周边地带有所扩展。

   但还必须有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令散落在其他方言区的至少是读书人无法割断同中原地区的联系。中原地区也必须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创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辐射力,吸引各地读书人自发、自觉、自愿以中原的语言传统为标准自我矫正各自的语音。还必须发现、借助和有意强化汉语发音的某些保守特点,借此抵抗方言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还要形成一系列有关汉语发音和发音记录的微观制度,形成一个语言和语音的制度体系,便于各地读书人即便在高度分离状态下仍可能诉诸这个系统校正自己的汉字读音,加入这个从原理上看本来只可能口耳相传的汉语言传统。而当各地读书人追求和塑造自我的官话能力之际,他们也就不知不觉拓展了官话使用的地理疆域。

   在长达数千年和辽阔疆域的时空中,古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和维系了官话的 “语同音”,也许首先应归功于汉字的表意特点。这使汉语有可能构建不单纯依赖语音的汉字地理文化共同体,建立跨越古今却持续生动的汉字历史文化共同体。即便各地语言不同音也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建立基于“书同文”的政治共同体。表意特点弱化了地方语言对汉字的可能影响,使汉字同一种不附着于任何具体地方的汉语口语相联系,它不等于任何特定地方的汉语,却可成为各地方言甚至各个时代汉字发音的交集,这令汉字的读音看似超越了时空。

   语音抽象的派生优点是,大大弱化了地方精英对陌生语言的本能反感。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能反感上海话或广东话,甚至北京话,却不大可能反感不属于任何具体地方的普通话;有时看似某人反感普通话,其实反感的也只是说普通话的人——普通话表明说话人不属于反感者本人所属的那个共同体。

   而漫长历史中累积的汉语的文字典籍也会赋予汉字共同体某种神秘、庄严和崇高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真正的软实力,能有效抵抗独立发展的表音文字共同体中很容易出现的地方化并产生民族文字的倾向。

另一个有利于创造和维系汉语语言共同体的特点是汉字构造机制。《说文解字》概括归纳汉字的构造方式有六种: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而后代学者研究发现,其中以形声法造字最多。《说文解字》收汉字10516个,其中形声字为8545个,占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认识并基本准确读出大约1000个常用汉字,他就可以通过“见字读半边”或 “认字认半边”,连估带猜,读出其他陌生汉字的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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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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