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男:欧洲社会中的穆斯林问题:历史、冲突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21-03-05 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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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男  
进而产生身份认知错乱和自我定位迷茫。具体表现在:一是“本国人”与“外来者”的冲突。尽管多数穆斯林已在欧洲生活相当长时间并取得当地国籍,但他们却在求学、求职时仍被另眼相待,甚至沦为“二等公民”,与欧洲主流社会始终若即若离。二是“所在国穆斯林”与“祖籍国穆斯林”的冲突。由于与祖籍国仍存在密切联系,加之在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欧洲穆斯林多拥有较为浓厚的“故土情节”。但在祖籍国看来,他们已成为真正的欧洲人,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更难被祖籍国承认。三是“国家公民”与“宗教信徒”的冲突。虽然身处强调“公民”概念的欧洲,穆斯林却更倾向于以宗教而非国家来界定个人的集体身份,或以教法原则而非世俗伦理参与社会活动。当美欧等国与伊斯兰国家发生龃龉时,不少欧洲穆斯林选择从宗教角度解读矛盾,常常与所在国持对立立场。四是“多元文化体验者”与“伊斯兰社区受益者”的冲突。“穆二代”“穆三代”成长于伊斯兰文化居弱势地位的西方社会,较难像其祖辈一样潜移默化地形成对传统伊斯兰教的思想认同和思维构建,反而有不少年轻穆斯林在面对主流社会对其信仰的排斥、质疑时,不时对伊斯兰教产生个体性、多元性甚至批判性的理解或反思。然而,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离不开穆斯林社区或教会的庇佑,因此陷入了自我纠结与彷徨。

   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兴起

   从外部环境看,“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兴起加剧了部分欧洲穆斯林的激进心态,推高欧洲社会动荡风险。一方面,在当前伊斯兰教出现全球复兴趋势的大背景下,“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再度抬头并向欧洲蔓延。而欧洲恰恰存在利于其传播的“土壤”:一是具备社群基础。对于处于边缘社群的部分欧洲穆斯林来说,这种超越民族国家、追求构建统一“乌玛”的宗教思潮契合了他们对集体认同的需要、对自身定位的寻求和对宗教情感的寄托。二是具备组织基础。如今在欧洲活跃着不少跨国泛伊斯兰教组织,充当着向欧洲追随者传播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桥梁。例如,总部设于印度、在英国穆斯林中有较大影响力的“达瓦宣教团”,因广纳极端主义者被欧洲情报界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接待室”。此外,还有创立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社会”,以及有土耳其背景的“民族视野”等。三是具备环境基础。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和个人在阿拉伯国家往往遭到强力镇压。但欧洲奉行自由主义,强调所谓人权和思想言论自由,特别是在宗教领域,官方对各教派理念容忍度较高,出手干预较为克制。因此,不少泛伊斯兰主义者选择流亡欧洲,并借助当地宽松的环境传播激进思想。

   另一方面,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持续对欧洲穆斯林进行宣传造势、组织渗透及人员诱拉。一是以网络社交媒体为手段开展“空中宣传”。以“伊斯兰国”为例,其宣传战略清晰完整,组织内部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建立起体系化的外宣矩阵;宣传活动猖獗泛滥,极盛时期在推特上支持“伊斯兰国”的账号最多达到9万个,仅在法国,“伊斯兰国”的宣传机构每天发送4万条推讯;宣传内容遗毒深远,既有曲解教义的,也有美化“圣战”的,还有策划恐袭的实操指南,可谓费尽心机满足极端主义潜在受众的多重心理需求。二是见缝插针地对欧洲进行“地面渗透”。极端组织将目标瞄向某些伊斯兰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钻法律漏洞,躲避监管审查,暗中开展讲经、培训、资金输送等活动。在极端组织的煽动下,身披宗教外衣的暴恐分子近年来在欧洲接连制造“独狼式”恐袭事件。此外,曾有超过5000名欧洲穆斯林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与跨国“圣战”,而后其中约30%的“圣战分子”陆续回流,他们带回了极端主义思想和杀戮技能,成为威胁欧洲安全的定时炸弹。

   暴恐袭击和难民危机加剧了欧洲民众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近年来,在宗教对立情绪加剧、难民持续涌入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欧洲成为暴恐袭击多发地。2020年10月29日,法国尼斯市圣母大教堂内发生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数人受伤。图为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中)来到发生袭击事件的尼斯圣母大教堂,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

  

穆斯林移民对欧洲多国政治生态和内外政策的影响

   穆斯林移民与欧洲主流社会间的长期隔阂乃至矛盾未见消解,导致社会安全问题接连爆发,在社会层面引起舆论热潮和民意反思的同时,更是在政治层面带来多重影响。其中,既有相关国家执政当局从维护稳定团结出发在移民、反恐、文化等方面作出政策调整,又有政治思潮、政党声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形势演变。

   一是欧洲民粹思潮和种族主义抬头,极右翼政党借机扩张。欧洲民粹主义分子抓住民众“伊斯兰恐惧症”“难民恐惧症”等思想苗头,高举反移民旗帜,煽动排外情绪、挑动族群仇恨。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矛盾越尖锐,极端民族主义、盲目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等主张越有市场。法国国民联盟一度声名大噪,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异军突起,目前已进入德国16个州议会中的8个。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丹麦人民党以及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极右翼势力也进一步扩张,甚至进入政坛第一梯队,成为左右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

   二是多国收紧移民政策,大力打击伊斯兰分裂主义。不少欧洲国家曾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思路处理移民问题,试图在尊重人权、接受差异、保障自由的前提下,为包括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留出足够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社会大融合。但这一政策收效甚微,甚至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在欧洲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挡箭牌”。为此,欧洲国家纷纷提高移民接收门槛,并将对欧洲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作为重要接收标准。法国近来重拳出击,加快制定“反伊斯兰分裂主义法”,采取停止接收外国伊玛目、关闭非法宗教场所、改革教育体系等手段,力图将宗教活动纳入本国法律法规和世俗原则框架之中。巴黎教师斩首案后,法国进一步加大反恐力度,提高安全警戒级别,对51家穆斯林学校、文化场所及团体进行每日巡查,取缔10余家涉恐伊斯兰协会,驱逐200余名外国极端分子。

   三是欧洲内部族群矛盾外溢,波及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欧洲穆斯林普遍与祖籍国存在一定情感联系,加之宗教问题十分敏感,欧洲各国在处理涉伊斯兰问题时,尺度稍有偏差便会激起伊斯兰国家不满,且容易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互动,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互信受损。本应在欧洲与伊斯兰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穆斯林移民如今却不时成为双方冲突对立的导火索,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且短期内难以调和。

  

结   语

   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兴盛于西亚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与欧洲西方文明长期存在历史交往与人文互动,其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欧洲穆斯林群体。他们是拥有文化特质的“使者”,为推动文明相交相融发挥着纽带作用,同时也是身处文化他乡的“异客”,其现实处境深受文明关系大环境的影响。

   不同于历史上前两次伴随战争而形成的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模式,近现代穆斯林赴欧迁移是以劳工移民和政治、战争难民为主体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因此起先并未引发欧洲社会高烈度、大范围的穆斯林排斥潮。然而,随着欧洲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欧洲对异质文明接纳效果不彰、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结果不佳等内源性矛盾以及伊斯兰激进思想蔓延、极端组织渗透等输入性压力愈发明显,进而激起欧洲内部宗教和价值观冲突,引发社会安全问题。

   随着欧洲民粹思潮沉渣泛起,多国政府施政路线右转趋势明显,在穆斯林移民、难民问题上态度日趋消极。与此同时,欧洲穆斯林仍存在一定的文化适应力短板,且被外界误解、疏离乃至歧视的境遇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私人空间的同时遏制社会离心倾向,在追求自由平等和市场效率的同时平衡社群利益分配,在承担人道责任和国际义务的同时确保国家安全稳定,考验着欧洲妥善处理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政治智慧,也是世界各国在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交融、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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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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