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江: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7: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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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江  
因此,日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实际上是天皇朝廷制作,并由奝然带去宋朝晋献的官方文书,其充分体现了日本既回避朝贡外交,又希望继续与宋朝进行文化交流的对宋政策。对此,宋太宗亦大加赞叹,据《宋史·日本传》载:“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可见,宋太宗亦不得不认为日本为域外之独立国家,并认为其更符合古代国家之世袭政治。

   宋真宗时,入宋僧寂照虽然没有官方的正式批准文书,但事实上也得到了天皇和朝廷权贵的默许,而且将日本的宗教文化神道教传播到中国。日本学者森公章援引《小记目录》“异朝事”载:“同是年六月十八日,寂昭为入唐首途事,不被许入唐事。”“不被许入唐事”显然表明日本朝廷自奝然以后,已经改变了对赴宋僧出国渡航的管制,由天皇与朝廷积极的僧侣派遣政策已经转变为限制渡航。因此,援引奝然的先例,试图请求朝廷敕许出国批准文书,已经难以得到日本朝廷允准。不过,《续本草往生传》中《大江定基(寂照)传》又言“幸被可许”,其实并非是日本天皇和朝廷的“许可”,而是与寂照素有交往的掌控日本摄关政治的权贵藤原道长的庇护和默许。藤原道长作为日本摄关政治的皇族和权贵的政治家,喜爱“唐物”,欲借寂照渡航巡礼五台山以消除“罪业”及虔诚供养佛教圣迹等,寂照即使未能得到天皇和朝廷的敕许,仍得以半官方的身份渡航大宋。如奝然归国后,宋太宗所赐的《大藏经》即被藤原道长从奝然弟子盛算处以“受让”的形式收至宅邸,后又收藏在其供养的法成寺,并以宋版《大藏经》为蓝本抄写经书,而宋版《大藏经》也成为日本摄关政治统治权威性的来源之一。藤原道长与渡宋的寂照亦有书信往来,并通过寂照归国的弟子念救以黄金百两拜托其再次渡宋时购买佛经等一切经书。可见,寂照渡宋虽或未得天皇和朝廷正式敕许,但是,其与摄关政治的权贵藤原家族关系十分密切。故所谓“幸被可许”,实际上是以藤原道长等为代表的皇族权贵半公开地纵容而已,并非天皇与权贵重新允准僧侣渡航宋朝。

   日本平安中后期,随着律令制度的完备,日本外交大权由天皇独占转向由天皇和朝廷权贵共同把持,并制定了《渡海禁制规则》。因此,寂照以后,日本朝廷严格禁止僧侣以官方身份渡宋访问,即使是作为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节也不允许,故高僧成寻入宋则基本上采取“密航”即偷渡入宋的方式,其渡宋巡礼五台山等亦可以看作是以民间私人身份充当了日宋佛教文化外交的使节。因此,以成寻密航渡宋为契机,日本天皇和朝廷虽然不允准以官方名义渡航赴宋,但是,入宋僧以密航形式不断渡宋,而日本天皇和朝廷基本上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因而可以说成寻密航渡宋,实际上开启了日宋民间商人和僧侣自由渡航的时代。日本天皇和朝廷对渡宋外交的独占权和控制权,事实上也被民间外交尤其是赴宋僧密航的形式所打破。成寻入宋的主要目的是巡礼五台山等名山大川,其次是向宋朝请求新译经典。尽管成寻的密航未能得到日本天皇和权贵的正式允准,但不能忽视的是成寻赴五台山巡礼时还带去了故后冷泉天皇书写的经书以供养于五台山,而在日本所谓摄关政治的背景下,掌控摄关政治大权的权贵藤原道长无疑也为成寻的密航渡宋提供了物质上的资助。

  

   三、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唐末五代以来,随着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中日官方外交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北宋建立以后,为了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北宋大力招揽诸国使节前来朝贡,日本的入宋僧便成为维系两国外交的重要纽带,以入宋僧渡航巡礼为中心,北宋与日本民间佛教文化外交成为中日外交的主要形态。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

   入宋僧与入唐僧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特征,即北宋时代,入宋僧受到北宋朝廷多方面的厚遇,几乎入宋僧都受到觐见皇帝、颁赐新译经典和宋版《大藏经》、赐紫衣、大师号以及巡礼五台山、天台山的敕许和路次供养、保护等优待。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宋朝廷实际上是将入宋僧作为日本正式的朝贡使节加以接待,利用入宋僧作为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纽带和辅助工具,并将日本纳入宋朝的朝贡体系。如日本学者石上英一即认为:奝然的入宋巡礼朝觐,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唐末五代动乱和朝鲜新罗灭亡后,在变动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固守国家的独立,而持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以僧侣朝觐的形式取代对宋朝正式的朝贡外交形态,并维持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显然,石上英一认为入宋僧是日本为了避免被纳入宋朝正式的朝贡体系而采取的佛教外交形式,以确立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而村井章介则认为:入宋僧并非日本以朝贡使节的方式派遣入宋,只是摄关权贵家族为满足其对“唐物”的需求,利用入宋僧搭乘民间贸易商船以私人身份渡宋巡礼,以获取宋朝的文物经典与情报动态,其与遣唐使或朝贡使节有重大的区别。显然,村井章介否认入宋僧具有日本与北宋外交使节的官方性质。关于入宋僧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乃至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试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论析。

   首先,北宋将入宋僧的觐见仪式几乎按照与周边国家正规朝贡使节的礼仪来对待,据北宋《政和详定五礼》记载:大辽、西夏、高丽等国使节赴宴、朝见、朝辞,其基本礼仪规制是崇政殿宴请辽使副位于御座西;夏使副位东朵殿,并西向北上;高丽、交趾使副在西朵殿,并东向北上。而诸国使副朝见、朝辞仪,谨以高丽为例: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廷,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俛伏兴讫,归位大起居。班首出班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搢笏,舞蹈,俛伏兴,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即引当殿四拜起居。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廷,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通高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辞,引当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辞,归位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俛伏兴,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从人入辞,如见。

  

   而入宋僧成寻并非正规使节,其朝觐和朝辞,宋朝亦以诸国朝贡使节的礼制规范加以接待。如熙宁五年(1072)十月,“日本国大云寺主阿阇梨传灯大法师位成寻,准监使公文,准客省牒,已定今月二十二日,令日本国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陈泳朝见。所有名下进奉物色,请逐一开坐,回示扎,仰今月二十二日,绝早赴东华门,并进奉物色,祗候朝见……传法院准客省关子,准阁门奏劄子,阁门捡会仪制,应每有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具劄子与朝见目同奏进奉人姓名已下,著所赐衣及酒食后,依例于崇政殿报无公事,前再拜,出。引当殿,喝赐酒食,喝拜,再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酒食毕,喝拜,再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出”。可见,崇政殿宴请为宋朝皇帝接待外国朝贡使节之仪制,成寻等入宋僧亦遵循此仪制。

   其次,北宋已经完成了将儒佛道融于一体的意识形态,帝王不仅是世俗社会的皇帝,也是宗教世界的最高权威。故北宋时期,僧侣不再是唐朝时游离于以帝王为中心的世俗社会以外,而是比照世俗社会的科举制度,创立了以“童行(行者)—度牒(受戒证明)—紫衣—大师”为等级的僧侣晋阶制度。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制定了僧官考试制度,“诏知制诰李维出经论题目,考试沙门以为迁补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国寺、右街开宝寺”。故僧官的考试任命亦体现朝廷对僧侣的管理已纳入国家政权的统辖之下。北宋将日本等国的入宋僧亦纳入其僧侣晋阶管理体制,以彰显其作为东亚诸国佛教中心的权威地位。

   最后,北宋皇帝下赐入宋僧《大藏经》、新译经典和赐紫衣、大师号以及敕许五台山巡礼等,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对入宋僧的“厚遇”,实际上是宋朝在与日本官方外交中断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对入宋僧的赐予,以确立北宋与日本的朝贡体系,并希冀入宋僧归国后,日本再度派遣谢恩使,从而将日本进一步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如《宋史·日本传》载:

  

   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后数年,仁德还,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即嘉因)奉表来谢曰: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奝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奝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离岸,……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环奇,况乎金阙晓后,往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扃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呗页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缁数欣待,侯伯慕迎。……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闻。

  

   北宋以入宋僧充当其与日本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使节,利用宋朝佛教的文化影响力和入宋僧的入朝觐见等,单方面将日本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奝然等入宋僧归国,亦受到平安摄关权贵的官方迎接,表明日本虽然拒绝被纳入宋朝的官方朝贡关系,但却大力吸纳宋朝的佛教文化和宋朝文物,并接受和认同宋朝的宗教仪礼规范。佛教的跨国性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与汉字、儒教和律令制度一起构成了东亚世界的主要因素,而北宋无疑是11世纪东亚世界佛教文明传播的中心,故日本对宋朝佛教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也表明日本虽然拒绝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对宋朝奉行对等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却并未能摆脱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以来,日本废止了遣唐使制度,亦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北宋建立后,为了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先后渡宋巡礼访问的日本入宋僧奝然、寂照和成寻等,通过诏命其入朝觐见皇帝、赐予宋朝编纂的《大藏经》、新译经典、紫衣、大师号以及官方护佑巡礼五台山等“厚遇”,将入宋僧视为日本的朝贡使节,以进一步将日本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尽管日本拒绝与北宋建立官方朝贡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亦默许入宋僧以私人身份渡宋,与宋朝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入宋僧无疑成为北宋与日本两国的民间佛教文化的使节,日本对宋朝佛教文明的接受和认同,也表明北宋与日本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是却始终维持了以入宋僧为纽带持续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友好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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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第139-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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