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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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而对于数字企业而言,大型的网络平台公司由于更多以一种渠道和技术提供者角色出现,隐藏了其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身份,从而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对过程税的缴纳[8]。最终,全社会能够从其身上获取的主要是少部分过程税如营业税和结果税(利润税)。而这部分利润税,还可以通过增加企业成本,例如提高内部控制人报酬收入以及将企业家个人消费转嫁为企业支出从而抵扣最终利润等方式来回避利润税缴纳。

   从以上的分析和表1可以看出,网络平台企业对传统工业企业的价值分配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在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效率获取更高产出的同时,另一方面全面压低了除资本收益以外的所有部分的分配比例,最终形成了对网络资本的超额的剩余价值归属,这种超额数字资本归属,可以称之为数字剩余价值。

   当然,数字企业资本的快速增殖,还不仅仅单纯来自于企业数字剩余价值超额收益,也来自于外部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和融资,从而可以借助金融杠杆进一步放大其资本的控制规模和能力。但究其根源,之所以能够在资本市场获取更高的关注和更大的市场价值,其根源还在于超额数字剩余价值所带来的潜在未来股权收益回报以及形成的市场溢价收益。

  

二、数字剩余价值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和影响


   数字剩余价值作为一种数字经济时代的客观存在,其必然会对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形成严重的冲击和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大加剧了全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强度

   数字剩余价值的存在基础是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造,经济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剩余价值一体两面,经济数字化改造是数字剩余价值的前提,而数字剩余价值是数字化改造的追求目标。这种双向过程最终的客观结果是极大增加了全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量,其途径主要是如同工业时代一样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单位劳动强度来实现的,然而却赋予了数据时代的新特点:一是数字企业通过996等方式直接超时加班来实现超时工作,并通过网络企业之间的共谋使得其逐渐扩散到社会中,通过消减总用工人数再超时加班,然后再适度给予补偿来实现总工作量的增加,看似增加了员工收入,但实际上单位用工成本却极大下降;二是通过虚拟办公室、移动办公居家办公来实现的,移动网络时代使得异地办公居家办公成为可能,这极大模糊了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界限,从而潜移默化的将原本的通勤和休息时间转化为工作时间[9]。三是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监督和绩效竞争与考核来增加劳动强度,这不仅针对一线蓝领工人,对白领阶层也是一样,通过不断提高考核指标,制造竞争氛围,增加惩罚机制,数字企业可以在整体上加快所有员工的工作频率,让员工围绕信息传输的速度工作。最终的结果是极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量和产出,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方的数字剩余价值。当然,自然的结果是数字化下全社会普通劳动者变得更加辛苦和相对贫困。

   (二)形成覆盖范围更广实力更强的网络资本阶层

   在网络时代,一种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是网络企业的行业跨界变得更为容易,围绕核心网络企业,通过股权的收购和业务的网络化,形成了几十、几百个企业的网络群团,这被称为“生态圈”或者“某某系”[10]。而在这种网络企业群团背后,隐含的则是巨大的网络资本力量或者说巨大的网络资本阶层。当然,业务跨界在传统工业时代也比较多见,但是远不如网络时代资本能够如此轻易地进入新领域和实现更为巨大的跨界群团整合。这种现象的背后其根源有三个:首先数字剩余价值的存在,使得网络资本的聚集和累积速度更快,数字剩余价值和围绕数字剩余价值的被急剧放大的杠杆资本,形成了远超传统工业时代的巨量资本累积,从而可以更从容地去并购其他产业。二是对终端渠道的控制使得其能够通过网络营销渠道来影响传统行业和后进入的网络企业的发展,从而要么对其形成挤兑,压低其市场价值(变得更容易被收购),要么在股权收购后帮助其成长,获得更大的市场回报,实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三是数字技术对传统企业的改造更为容易,在当今传统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网络企业由于具有先发技术优势,通过与传统企业的结合,能够更快地提升传统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经营模式转型,从而实现效率与利润的同步提升,换句话说,让传统企业为数字企业打工,进一步压低传统产业的利润。最终,这些因素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数字资本的增殖速度,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横跨各个行业的网络资本阶层的形成。

   (三)形成了更为严峻的社会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两种情形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驱动下,数字经济劳动者在更大程度上被相对剥夺,从而导致了绝对劳动强度增加而相对收入下降,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底层数字劳动者阶层。另一方面,网络资本阶层通过数字剩余价值和跨行业的垄断兼并获取超额收益,同时剥夺普通劳动者和传统产业,从而形成了规模更大、增殖更快、内部连接更稳固的数字资本阶层,形成了数字时代严峻的阶层分化和对立,并随着全社会的数字化改造,极大加剧了整社会更为严峻的对立状态。传统经济模式形成的普通劳动者和工商业资本和管理方的阶层分化,被更为严峻的普通劳动者+传统工业资本方与更少数的网络资本巨头的对立替代。由于网络资本巨头在包括创新、融资、市场、渠道、技术等方面的联合垄断,使得传统工业时代通过创新和经济波动来消弭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更为困难。在网络经济早期,个别网络创新者通过网络经济创业从而获得极大发展并跨越阶层壁垒的现象在网络经济的中后期变得愈来愈困难,早期的创业者一跃成为网络巨头后反过来对后来者形成了全面的压制和各方面的剥夺。整个社会在数字剩余价值的作用下,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例如,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世界上最富有 2153 人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 46 亿人总和,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最富有的26人拥有地球上一半人口的财富[11],其中相当多是近年涌现的互联网巨头。而从国家视角,以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例,美国社会基尼系数从0.3到0.4的跨越,恰恰发生在网络经济创新密集的九十年代,此后越来越稳定地增长,从而引发了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越来越密集的社会冲突。

   (四)形成更为严苛的网络经济环境--对传统经济形态形成全面替代和压制

   数字剩余价值对劳动者而言意味着更大的价值剥夺,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则意味着数字经济体系对传统经济体系形成了全面的替代和压制格局。这种替代和压制是通过传统产业变革的内外两种因素共同形成的。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内部,传统的工商业资本家同样看到了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所带来的巨大生产潜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因此,也在积极的推动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12],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以及传统工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对企业管理体系的巨大重构和数字化成本的存在,使得传统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很难。另一方,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网络创新者凭借对技术的理解和网络化的理念,率先从渠道入手,通过建立大的营销平台,通过与消费者的网络直接连接,间接切断了传统工业体系与消费者之间的传统营销渠道。在建立平台之后,再将传统企业纳入到网络平台之中,起初是提供平台服务,继而是建立平台标准,最后是反向控制传统企业。因此,从现实来看,从传统经济模式到网络经济模式的转型更多是通过网络反向包围传统企业而不是传统企业率先通过自身的变革实现的,这就导致了传统企业是被动接受网络平台的标准,而不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来主动构造网络服务。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型的网络平台全方面地对整个传统经济体系完成了分割包围和全面替代,传统企业接入网络平台为可以为平台提供利润的可以生存,而不接入的则被淘汰。最后的结果就是传统以工商业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体系转为以更为强大的网络资本为核心的体系,全社会形成了劳动强度更大,非网络资本方分享利润更微薄的更为严苛的网络经济环境。

   (五)客观上能够提高社会总生产水平和协作程度

   以上主要针对网络资本和数字剩余价值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的讨论,但是必须要客观地承认,从全社会总产出的角度,整个经济的数字化,极大提高了全社会经济的协作程度和生产效率,虽然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畸形,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通过数字化协作被极大地提高了[13]。这种改变类似于工业资本主义对农业社会的替代早期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工业资本家相对于封建时代的地主所征收的地租虽然占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然而,总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网络资本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造,同样也具有类似的效果:通过精准的考核和数字分析,提高一线工人和白领阶层的劳动强度和效率,通过广泛的跨时空的网络协作,实现对更大范围资源的调度和配给,通过智能化改造和工业互联网,建立更有效的数字化制造体系,通过对客户的精准大数据分析,提供更个性化和更有效率的服务。这一切改变,最终都极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

  

三、如何来看待数字剩余价值


   在以上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来探讨应该如何来看待数字剩余价值,从而为针对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提出更好的宏观治理政策构建认识基础。基于上述分析的延申,对于数字剩余价值,可以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认识。

   (一)人类经济体系从工业生产方式向网络生产方式的自然延申结果

   首先,数字剩余价值的出现代表了人类经济体系从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向网络生产方式的自然演化与延申的结果[14]。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乡村田园式的分散缓慢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进化到以产业集聚、大规模流水作业、深度垂直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高效集约式工业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与科技革命所产生的科技创新成果相结合,极大解放了释放了人类的生产力,并围绕这一生产方式,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同构性的工业社会结构,这包括巨大的城市群、遍布全球的交通网络、商业网络和金融网络,以及支撑工业社会的现代管理制度,包括现代民族国家、城市管理制度、大学制度、人权平等制度等。最终形成了一个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构建的工业文明时代。当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爆发,构建了全社会的普遍的信息存在和信息连接的数据社会后,传统的基于有限信息连接下的集约式工业生产体系就会逐渐向去中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网络生产体系转变。因此,数字剩余价值,存在的前提就是正是这种整个生产方式从工业时代向网络时代转型自然延申的历史趋势。

   (二)工业资本向数字资本形态转型的核心动机和必然结果

在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网络化、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是由什么驱动的呢?这种驱动从客观的技术条件而言,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造,而从主观的角度,其核心驱动力量则在于对传统经济体系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造能够极大提高效率和效益,并最终获取超额的收益,也就是数字剩余价值。因此,也就是说,正是出于对数字剩余价值的追逐,才源源不断地驱动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造,并使得社会资本向这一领域聚拢,并谋求更大的数字剩余价值回报。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社会经济组织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资本形态也产生了相应深刻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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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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