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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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内部竞争中表现良好的文化,才能有对外竞争性。仅仅靠政府保护、领导提倡、组织支持的文化,不可能有对外竞争力。当然,如内部竞争太过激烈,又妨碍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对外竞争。所以我们所鼓励和支持文化内竞争,又要将之控制在一定限度,使之成为一种包容性竞争而非冲突性竞争。文化“软实力”的内部效果是“增强竞争力与凝聚力”,外部效果是“增强吸引力与同化力”,内外效果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国内竞争来提高对外竞争力,以国内文化建设的强大实力为基础,通过“参与全球文化行动”来实现中国在全球文化转型和文化规范重建,尤其是有关全球性文化问题解决的机制、规范、规则的重建中发挥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文化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而要增强这些能力,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文化体制,形成文化企业、文化产品的充分竞争,释放、激活全体公民的创造活力,从国内做起,眼光盯着国外,功夫做在国内。总之,“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但是中国文化的对外方针,也应成为国内文化方针。

   第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和公民行动。流行文化基本上是市场取向的文化,即使在中国,政府对它的管理也主要是市场管理而较少意识形态约束。没有社会力量的充分介入、没有广大公民的自觉参与,流行文化是流行不起来的。因此,流行文化最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公民文化的性质。“软实力”话语流行之后,有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这一概念,原因是政府无法完全掌握吸引力。就美国而言,其政府与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软实力来自于公民社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软实力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导演米洛斯·福曼提到,政府曾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因为该片是对美国社会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是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32]尽管文化并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正如费孝通所说:“一个国家不能自命为某一文明的代表或化身,说成是某一文明的卫士;各种政治集团也不该盗用文明、文化的名义,制造民粹运动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33]但就当代阶段的全球竞争而言,主权国家仍是一个基本单位,是文化竞争的最大支撑力量。国家作为文化竞争的基本单位之一,并不意味着文化竞争只是政府或官方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团体、公共机构、民间组织等的广泛参与,不但可能比单纯的政府行为更为有效,而且它本身就是良好的国家形象的一种表现。“就中国而言,虽然它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其政治系统却经常被以民主和自由自居的西方人怀疑。对于一个有着负面刻板形象和习惯于刻画并管理形象的政府,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的形象建设活动,让国内13亿民众共同挑起这重担势在必行,也十分具有挑战性。”[34]

   第五,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正视硬实力作为背景和支撑的决定性作用。流行文化之所以是流行文化,在于它在一定时空中的普遍生产和接受,但也正因为它是流行文化,不可能持续地、深刻地对内外受众产生影响。“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而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应或连带关系。“软实力”可以单独发挥作用,就像斯大林曾经设问的: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硬实力有时会败坏软实力,比如前苏联的软实力就曾因为占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丧失殆尽。但一般而言,软硬之间是可以相互支持的。我们固然不能完全同意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总是追随权力、软实力赖硬实力而实现的观点,但硬实力的必要性必须坚持。康有为曾经指出:“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戳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35]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那么非西方世界是失败于文化还是失败于军备?答案不言自明。从理论上说,软、硬实力之间存在三种关系类型:一是一国文化因国家硬实力的强大而得以伸张,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是次要的、附带的,往往被视为硬实力的溢出效应。如战后日本的“刺刀下的民主”。二是一国文化参与、支持了国家硬实力的竞争,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是工具、是手段,如近代以来西方的软实力。三是一国文化具有硬实力之外的、属于文化自身的竞争力,这种类型的文化竞争力有其自主性,并能够矫正硬实力竞争的不良后果。三种类型产生三种效果:在第一种类型中,强大的硬实力竞争可能会遮蔽文化竞争,而且随硬实力而来的文化可能是良莠参半;在第二种类型中,文化竞争容易被扭曲为硬实力的包装和修饰,难以获得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在第三种类型中,才是比较确定的、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竞争。当代全球文化的复杂形势是,一方面依然是强力至上。对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某些人来说,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可以被随便打扮和使用,成了实现利益目标的一种实用工具。另一方面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对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另一些人来说,为了虔诚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是十分正常的,宗教之争、信仰之争,未必需要以物质利益方面的动力为基础。应该看到,对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别,本身就构成文化上的反差,也构成政治争端的一个重要来源。[36]这就是说,仅恃一种强大国力而不采取一种理性的对外政策,国家竞争就可能演变成横行霸道、弱肉强食,而不是文化竞争。我国所提倡的文化竞争力,主要是第三种类型,当然也需要考虑第二种类型。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文化成为“软实力”是文化扩张后形成的“文化主导”的后果之一。除了作为“软实力”资源外,当代文化也还是文化、还是经济,因此不能用“软实力”代替文化的全面功能。流行文化的主要功能可能不是“软实力”,而是文化经济。正如可以较好地体现“软实力”性质的高雅文化,不是文化经济的主要资源一样。文化的世界是广阔的,各种形态、各种风格、各种性质的文化都各有其用途。当我们努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时,有必要在文化间作必要的区分。

  

   (2014年4月10日,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9、504页。

   [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335、350—370、370—383页。

   [3]约瑟夫·S.奈:《软权力》(1990),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7页。

   [4]约瑟夫·奈:《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2008),李达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39—40页。

   [5]约瑟夫·S.奈:《软权力》(1990),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第6—7页。

   [6]约瑟夫·奈:《软实力》(2004),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7]约瑟夫·奈:《软实力》(2004),第15—16页。

   [8]约瑟夫·S.奈:《软权力》,载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8页。

   [9]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6页。

   [10]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4页。

   [11]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4页。

   [12]约瑟夫·奈:《软实力》,第69页。

   [13]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7页。

   [1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1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1973),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页。

   [1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68页。

   [1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7页。

   [1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34—135页。

   [2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27页。

   [2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5—46页。

   [2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2004),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页。

   [24]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72页。

   [2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26]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第206—209页。

   [27]王希:《软实力的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28]约瑟夫·奈:《软实力》,第16页。

   [29]庞朴:《继续发扬“五四”的批判精神》(1989年4月21日),《庞朴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0]详参刘菲菲、单世联:《论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载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31]王京滨:《中日软实力比较》,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32]约瑟夫·奈:《软实力》,第23页。

   [33]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3年4月8日),《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34]李雪:《内圣外王:软实力需从国内建设》,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35]康有为:《德国游记》(1904),《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

   [36]参见程光良:《全球化与价值冲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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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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