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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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让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由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由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5]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前者是“同化力”,后者是“控制力”。约瑟夫·奈这样说明两者的关系:“软实力与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作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通过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与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议程设置到纯粹吸引。”简言之,“硬权力”是基于威胁(大棒)或引诱(胡萝卜)的命令权力,其效果是强迫;“软权力”是非指令性的吸引力,其效果是同化。图解如下:[6]

  

  

   “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但它与“硬实力”一线相联,同样是一种指向对方并企图改变对方的工具和手段。以“文化”为“软实力”之一,突出的是文化在塑造、重构对方需求以实现自己目的功能。“软”中有“硬”,文化只有同时具有吸引力与同化力时,才能真正发挥“软实力”作用。在此意义上,以“软实力”论文化,是对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一种界定,是国家或其他竞争主体对文化一种期待、要求和使用方式。显然,并不是所有形式、形态的文化都能成为“软实力”。

   那么,可以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呢?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约瑟夫·S.奈明确指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7]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只是“软实力”的潜在资源,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行为并影响他人以实现有利的结果,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约瑟夫·奈反复强调的是,上述括号中的限定条件很重要。“文化软实力”更多是实践性概念,有优秀的文化而没有发挥魅力,这种文化就不能说是软实力。

   这里只讨论软实力构成中的“文化”。1990年在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时,约瑟夫·奈所说的文化基本上就是指“大众文化”:“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显然,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民并无吸引力,而在评估文化权力资源时往往存在偏见的危险。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年轻人身穿印着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服。即使在尼加拉瓜政府与受到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之时,其电视台依旧播放美国影片。同样,苏联的青少年身穿牛仔裤,四处搜寻美国唱片。……当然,大众文化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但一个支配着大众交往渠道的国家有更多机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8]在约瑟夫·奈看来,“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的大众文化,因其传递国家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等,而成为“软实力”的来源之一。这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之成为“软实力”,不在其娱乐、时髦,而在于它传播了美国的有关信息并达到了效果。这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大众文化因其满足了全球广大的消费市场,而成为文化经济,它同时是“硬实力”的资源。

   当然,约瑟夫·奈在此要说明的是大众文化作为“软实力”资源的理由而不是相反。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市场上的破除一切界限、所向披靡的超强能力,早已被认为是美国的“软实力”之一。问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宣传了“美国精神”、加强了美国文化霸权,却也是有疑问的。同样是事实的是,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一直就有批判的声音。这种批判,不但来自激进的左翼如法兰克福学派,也来自对传统价值趋于瓦解而忧心忡忡保守的右翼,如丹尼斯·贝尔(Daniel Bell)等。因此,当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中详细讨论文化“软实力”时,就不能不对大众文化何以也是“软实力”的资源这一问题,做具体解释了。

   首先,什么是文化?约瑟夫·奈的定义也是一般文化理论所认定的:“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通常分为迎合精英品位的高雅文化,如文学、艺术、教育,以及侧重大众娱乐的流行文化。”[9]高雅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资源是没有疑问的,美国的大学使成千上万来留学的外国人对美国怀有善意,学术和科学交流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但对于流行文化,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许多知识界人士和批评家对流行文化嗤之以鼻,因为它带有赤裸裸的商业主义,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提供的是大众娱乐而非信息。因此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在他们眼里,大众文化对大众而言是麻醉剂、政治鸦片。”[10]约瑟夫·奈认为,这些批评并不说明,流行文化不是“软实力”的来源。因为,美国大众文化包含着两种因素、品质和效能:

  

   因为流行文化中往往包含着潜在的图像和信息,这些信息关乎个人主义、消费选择,甚至包含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价值观。本·瓦腾伯格认为,美国文化中虽然掺杂着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但它们并不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全貌。与此同时,还有开放的、灵活的、个人主义的、反正统的、多元的、唯意志的、平民的、自由的美国式价值观。“正是这些内容,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将人们引向影院等地方的售票处,这些与文化有关的内容,比政治或经济更具威力,它们能驱动政治和经济。”1966年,诗人卡尔·桑德堡写道:“什么?好莱坞比哈佛重要?没错,好莱坞虽然比不上哈佛纯净,但它的触角伸得更长。”[11]

  

   约瑟夫·奈对此提出了更多例证。流行的体育运动在沟通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信息和娱乐之间也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运动队和明星们的行为、图像也能传递政治信息;1944年的商业广告纳入并扩展了罗斯福的“四项自由”主张;二战后的流行文化有助于欧洲的民主化,柏林墙在倒塌之前就已经被美国影视“穿墙而入”;苏联曾经严格限制西方电影,但那些想方设法过关的作品却使苏联人了解了西方社会的真相;苏联也阻挠摇滚乐的发展,但摇滚乐依然在冷战期间发挥了政治作用;作为流行文化一部分的抗议活动,也让外国人感受到美国的开放性。约瑟夫·奈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总结:“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欧洲获得冷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真正赢得人心的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魅力,它们引领年轻人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很可能要被淘汰出局了。”[12]

   如此说来,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批评就毫无道理了吗?约瑟夫·奈认为,此论所表明的只是,实力资源的效用取决于环境,就好比坦克开进沼泽或丛林里就不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样。美国流行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资源,但它并不是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因此,第一,流行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伊朗青年津津乐道的电影可能冒犯毛拉们。所以它不是一种作用单一的“软实力”资源。第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是在变化的,其影响力的增强或减弱,一定程度取决于美国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外溢效果,人们可能对之产生厌恶之情;也取决于独立市场的变化,如美国电影持续占据全球市场的80%,而电视行业在全球的份额却出现下滑;进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因外国观众新鲜感的丧失而下降。如此等等,流行文化确实是“软实力”的资源之一,但它的真实效果,却又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

   应当说,较之高雅文化,好莱坞等大众文化在传播、推广美国信息与价值观方面,受众更广,效果更佳,它和高雅文化一起,双管齐下,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上全面传播、推广美国信息和价值观,共同构成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说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派的资源,这只是一个基本判断。约瑟夫·奈强调的是,流行文化能否作为“软实力”资源,要取决于情境、时间等因素。就此而言,约瑟夫·奈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流行文化作为“软实力”资源的论证,是以一种辩护的方式进行的,语气虽然肯定但也有许多限制。这反映了流行文化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复杂性。我们可以通过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进行深化。

  

   2、亨廷顿:流行文化不能成为“软实力”

  

   约瑟夫·奈并没有说,流行文化都是“软实力”的资源。他也注意到:“当然,可口可乐和巨无霸无法在伊斯兰世界吸引人们热爱美国。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钟爱比萨饼和美国影视,可这些不会影响他实施核计划;上等的葡萄酒和奶酪不能确保法国的吸引力;日本的口袋妖怪小游戏人气十足,但这不等于其政策也能处处如鱼得水。”[13]非常巧合的是,这类事例也被亨廷顿用来说明,美国的流行文化的传播并不能缓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软实力”理论意在探索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继续发挥其在全球的主导作用的问题。约瑟夫·奈当然看到了美国的危机,但仍较自信。当亨廷顿用“文明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时,这种乐观态度已明显减少。从1993年在《外交》季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到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解释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新范式: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文明间的冲突来理解。其主要观点是,冷战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重新划分,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分界线;国际政治的核心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既然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

   “文明冲突论”所表征的现实,是西方的衰落与非西方文化的复兴。作为20世纪历史的主题,西方的衰落表现在其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诸多方面。因此,“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内涵,并不是讨论文明或文化,则是国际政治、全球秩序。亨廷顿提问: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回答是硬权力:“如果它们被看作是植根于物质上的胜利和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14]文化总是追随权力,权力的扩张总是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自信。随着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其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与体制也在自我伸张,西方文化受到侵蚀。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文化并不具有独立性。

必须指出,亨廷顿并非提倡文明的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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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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