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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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论证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源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地形成的传统至今仍在规范着我们,但传统也只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参与才真正现实地形成。“传统”云云,因“传”才生“统”。“人事有代谢,往往成古今。”传统就是在每一代人所创造的历史效果中不断地形成而又不断地发展,所以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庞朴指出的:“我们所谓文化传统一般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和力量,那样一个习惯势力或者说那样一个惯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循的那么一种模式,人们遵照它的行动,又是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而“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你看秦始皇陵里,有一大堆兵马俑,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是一个死的,而文化传统是在你的观念里边在你的行动当中支配着你的观念和行动的那个活的东西。”[28]传统既非过去的已成之物,则多样性就不是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传统既非在我们之上、之外的非时间的抽象存在,则多样性就不是我们继承的遗产而有待于我们今天的创造。现代诠释学的主要代表汉斯·加达默尔一再强调,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所以“每一时代都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工作,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9]真正的、活着的传统与每一代人的理解和行动关联在一起,并由每一代人在特定时空中对它的理解、诠释、创新而构成。每一代人都对传统、历史发生具体的作用、产生特定的效果,并在特定时空中有效地、富有意义地影响着、改变着传统。所以重要的不是守卫遗产、保护古物,不是充满感伤的怀旧,如此至多只能维护传统文化而不能赓续文化传统,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今天所负有的一种过去所承担不了的使命和义务,这就是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使传统带着今人的贡献、按照今人所规定的新的维度走向未来。只有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我们才能真正立足于传统之内并延续传统,文化也因此才具有无限广阔的多样性和真正独特的自主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绝非“保护”二字所能概括,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创造。创造需要我们的自信,需要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文化机体。但以中国文化而言,我们实际上已逐步丧失了这种自觉自主,我们已不再拥有大开放、大吸收的“汉唐气象”。张东荪1935年指出:“我年来默察中国的情形,实在有些令人悲观,觉得对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直并承受的能力亦渐渐衰退了。其原因不在西方文化不适于中国,乃只在中国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体’的资格。”[30]次年雷海宗先生更具体地分析说:尽管二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是在外祸之下呻吟,但“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紧急关头,惟一略为相似的前例就是汉末魏的大破裂时代。……但汉末以下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属于印度,最近一百年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而向中国进攻,中国是否能够支持,很成问题。并且五胡与佛教入侵时,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并未消失,所以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五胡为汉族所同化,佛教为旧文化所吸收。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对传统中国的一切都根本发生怀疑。这在理论上可算是民族自觉的表现,可说是好现象。但实际的影响有非常恶劣的一面:多数的人心因受过度打击都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完全死去,神经比较敏捷的人又大多盲目的崇拜外人,捉风捕影,力求时髦,外来的任何主义或理论都有它的学舌的鹦鹉。……中国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与巴西比伦的命运?我们四千年来的一切是否渐渐都要被人忘记?我们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千年后的异族来解释?”[31]显然,在这种衰势下,简单地维护传统与学习西方都不能开启中国文化的新运,都不能在全球化压力下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张扬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之林的独特风采,需要我们从传统中创造现代,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中创造华夏新风。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漫长实践才能完成的使命。在全球化的压力面前,必须认识到多样性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需要成就来证明和显示的生动实践而不是自我标榜式地仿古;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现实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外力的刻意保护,从而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扬,不能依靠模仿古文化产品来体现,也不能依靠政府保护来实现。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当代文化创造过程中“古风”追求、产业化开发中的仿古建筑等等,在理想的意义上虽可在有限的范围内营造一定的传统气氛,唤醒今人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和记忆,但其本身只是无生命的抄袭,与现实的中国生活并无内在联系,实际游离于当代文化之外。至于若干低劣粗糙的古文化遗产开发,反而造成对古文化遗产的灾难性破坏。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幻想通过“国家工程”、“政府扶助”等等苟延残喘,实际上是放弃了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其实,政府保护的手段有限的。加入WTO意味着向世界开放中国版权产业市场,虽然政府以关税壁垒和配额的形式对电影产业进行保护,但从长时段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当社会生活的多数领域都采用国际通行规则动作的时,文化保护只能局限于一个时期、一些部门,中国文化市场总得向外开放,如果我们不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迅速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则种种保护反而耽误了我们。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榜样。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渗透,日本没有采取消极的保护,而是从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入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目前,日本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已悄然攀升。从流行音乐到家用电器,从建筑到时装,从动画到厨艺——日本看上去比20世纪80年代更像一个文化超级大国,而当时它只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32]政府保护的效果是有限的,它至多只能缓和一时之危,而不能真正繁荣文化。中国电影长期在党的宣传部门领导下,受到国家保护,但至今未形成产业规模,中国全部电影企业的总和实力也不及好莱坞8大公司中国的任何一家。可以想象,一旦好莱坞电影长驱直入,民族电影的处境只能更加艰难。这就是美国学者高皮纳(Gopinath)说的:“政府在文化产业中所进行的这些干预起作用吗?法律和壁垒能挡住迈克·杰克逊的摇滚或麦当娜那张性感的脸吗?……在现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对其他文化的限制会起作用吗?”“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33]模仿没有生命,保护意义不大,中国文化还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才能在“和而不同”“一多相融”的全球文化体系找到自己的位置。

  

   文化史表明,文化冲突激烈的时代,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化的时代,这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一种文化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面对威胁时对自我权利的张扬。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文化史同样证明,只有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承认,不同文化之间才能把自我相对化并容忍“他者”、学习异已,也才能丰富和提升自我。“对抗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于一种真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超越边境,兼济各国;它人道而普遍,但也尊重差异;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承认个人、社区、国家、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同一性时它探寻一致性。”[34]理想意义的上多样性,是在全球化时代而不是在其他时代才能真正建立,也只有经受了全球化时代的洗礼的多样性才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多样性。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引自《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2]参见彼得·伯杰:《全球化面面观》,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3]沃尔夫岗·韦尔施:《重构美学》(1997),陆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4]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5),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 页。

   [5]龙应台:《全球化的我在哪里?——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载广州:《南方周末》2004年2月26日。

   [6]参见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下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马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947),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142页。

   [8]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1986),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6—217页。

   [9]傅谨:《媒体与当代戏剧的发展道路》,载北京:《中国戏剧》2003年第8期。

   [10]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936),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11]约翰·G·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1784—1791),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152页。

   [12]布鲁斯·罗宾斯:《爱德华·赛义德和〈文化帝国主义〉专题讨论会“导言”》,《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84页。

   [13]贝尔·胡克斯:《语言,斗争之场》(1995),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和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

   [14]参见郭京花:《文化多样性:法国外交新主题》,载北京:《参考消息》2003年10月30日。

   [15]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弗雷德雷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1998),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6]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8页。

   [17]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6页。

   [18]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说思想家伯林》,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4页。

   [19]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1987),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0]引自昝涛:《通往哲学之路》,载北京:《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0月17日。

   [21]齐格蒙德·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1998),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页。

   [22]齐格蒙德·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1991),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页。

   [23]阿尔琼·阿布杜莱、卡捷琳娜·斯泰诺:《可持续多元共存和和未来归属问题》,《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24]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1996),高湘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8页。

   [25]张灏:《传统与现代化》,《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26]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重印本,第12页。

   [27]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28]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29]汉斯·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960)上册,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

   [30]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1935),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31]雷海宗:《无兵的文化》(1936),雷海宗:《伯伦史学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32]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日本文化在全球影响力悄然上升》,载北京:《参考消息》2002年6月8日。

   [33]引自李怀亮:《中国电影产业面对枪林弹药雨》,载北京:《文艺报》2002年3月9日。

   [34]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弗雷德雷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的文化》,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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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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