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慧: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调整与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3 2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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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  

  

二、百年变局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世界政治格局进入百年变局,国家关系和大国外交也进入历史的重塑时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的大国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冲击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格局,削弱了全球化发展进程,大国关系和大国外交再次面临调整和重组,由此推动了“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格局走向,世界重心东移逐步变为现实可能性。面对百年一遇的大疫情和大灾难,西方欧美国家没有发挥大国应有的领导先驱作用,导致国际社会“领导缺位”和“引领缺失”的混乱局面,欧美大国的战略信誉和大国形象大打折扣。在随之而来的国际关系调整中,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脱钩”“科技脱钩”“人文交流脱钩”造成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持续升温,美国的对华政策更趋强硬,使得两国关系深刻骤变。百年变局下的后疫情时代,给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和新型周边外交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机遇及新的发展契机。2020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战略判断,“机遇与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和增长活力主要依靠中国”。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的最大变局,应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因此,应运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及中国力量,为中国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提供更多“中国抗疫成果”的国际公共产品,发挥“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为推动周边地区各国开放发展释放和传递积极信号,把握和驾驭好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背景下,中国在实践中凝练形成的“抗疫精神”和“抗疫成果”及“抗疫合作”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夯实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发展契机,并且成为中国开展周边互利经济合作的“催化剂”和推动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加速器”。在前所未遇的疫情灾难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捐助防疫物品、传送温暖诗句,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人文关怀和互助精神,折射出与邻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当代国家间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携手合作。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采取有效得力的防疫防控措施,迅速实现复工复产,并拥有巨大的经济市场占有率和产能发展空间。严峻的疫情危机警示人们,疫情防控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完成的,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联合行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与挑战。因疫情防控需要,不仅引发了如何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公共安全合作的基本考量,而且引发了深化与周边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思考。此次疫情的严峻形势和危机深度已成为 21 世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又一个节点,如果处理不当,随之持续蔓延深入,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双重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就有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和矛盾冲突积累从量变演变到质变,再次达到质变新的转折点。因此,东亚国家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抓住疫情防控这个有利的共同合作契机,相互支持与携手合作推动区域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睦邻友好,有助于建设和深化面向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公共安全合作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公共安全合作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

   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萧条形势严峻,“一带一路”与国内外双循环结合,中国周边地区将是融合区和重启的首要之地。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大国为世界提供促进全球经济正常运转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不断走深走实的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2.0版,其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和缓解国际社会的风险焦虑及凝聚经济发展氛围层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成为维护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稳定器。2020年5月,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 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中国政府适应后疫情时代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内在要求,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后疫情期间国际经贸 合作面临重大挑战,中国的周边国家也期待“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拉动后疫情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并且需求在数字经济、医疗产业、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推进相关方面的建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充分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性和理念穿透力及优势影响力。冷战以来,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许多中小国家为保障国家安全和规避对抗风险,往往采取与大国联盟或均势战略。冷战  思维影响下的对抗逻辑最终跳不出国家对立冲突的政治悲剧。“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实质内涵的丝路精神,将助力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冲击下提升防御风险的能力,维护和保障经济增长的公共卫生环境和正能量氛围。“一带一路”建设为缓解国际社会的风险压力,适时提出了多项凝聚共识的方案和建议,重点聚焦于公共卫生健康、医疗器械、经济复苏、务实合作等领域,举行高级别的国际合作视频会议和发表《联合声明》。近一年来的抗疫实践表明,“一带一路”推进实施的重点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最大亮点是在东盟地区。“一带一路”与国内外双循环结合将东南亚成为融合区与合作重镇。从1991年以来,中国和东盟一直建设经营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从2020年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蔓延,国际贸易合作大幅度萎缩,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现实,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克服了新冠疫情影响,在逆境中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 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良好格局。2020年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一带一路”东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欧国家的贸易空缺,并作为中国周边战略支点,打开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地带和双向市场。因此,后疫情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践行务实合作,通过多打造经贸发展平台、深化经济动能转换等凝聚发展氛围,为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战略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理念,为周边沿线国家缓解后疫情时代的消极不利影响提供了积极的正能量。由此丰富和发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中国与周边国家将携手合作,共同打造新型周边关系和新型周边外交的政治生态环境。

   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所有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根据大国外交的一般发展定律,大国关系稳定了,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防可控可稳。美国在地域概念上不属于中国周边地区,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在东亚,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东亚,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也在东亚。美国在与东亚关系中的角色,用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概括是“离岸平衡手”。为此,作为域外因素的美国,属于中国的大周边外交范畴。在新冠疫情和百年变局矛盾叠加的双重冲击下,中美关系陷入多维度的战略博弈中,国际聚焦灯下的中美关系面临着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对于已经紧张的中美冲突究竟是继续“踩油门”还是努力“踩刹车”,中美关系再次来到一个新的关口。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的引领力、塑造力、影响力。中美大国关系制约和规范了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并重塑全球大国关系。国际秩序调整的新趋势,将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国关系和大国作用发挥,积极推进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其一,中国经济崛起是中美间现实矛盾的根源所在。对中美关系性质的判断需要我们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国际格局变革进行审视和思考。从根本上说,中美关系的矛盾冲突是两国综合国力、生产方式、国际话语权、单边与多边主义等多角度多层面的因素影响,所导致的是中美两国“一进一退”的必然逻辑结果。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世界地位发生了重大转换。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发展呈现 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的相悖战略趋向,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 反向演进,其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中国与美国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守成大国的焦虑恐惧与新兴大国崛起的不可逆性是否会导致必然冲突,世界是否会再次上演“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这一切问题都聚焦于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和平之路,其“源于大国间  和平共处与危机管理的丰富外交经验,政治的精髓在于妥协与共赢”。“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因此,中美矛盾的本质是国际权力转移、调整、重组的必然产物,是大国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的必然逻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执政,其对华外交政策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只不过是在手段和方式上略有不同。

   其二,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努力构建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纵观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大国关系不断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面临的常态化主题,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和国际秩序引领权始终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关系互动的中心议题。从传统意义的角度看,现实主导大国和正在崛起大国的矛盾冲突,其实质往往是围绕“维持现状”或“变革现状”展开的较量与抗衡。如何维护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率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打破与终结了几百年来由于大国崛起导致的对立、对峙、对抗周期率的内在逻辑定律。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孕育的中国农耕文化既不存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基因和诉求,也从不要求他国推行或复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并且始终奉行东方的处世哲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的未来征程是星辰大海。在丰富多元的世界体系中,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但建交4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两国的道路和制度差异并非必然导致零和博弈,中美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求同存异、和平共存。长期以来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各有所需、优势互补、相互借鉴、相互成就,并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其三,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经过40多年的风云变幻,双边关系的深层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两国关系的范畴。不仅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乎世界与人类的共同未来和繁荣稳定,蕴含丰富的全球战略和世界秩序走向意义。“历史使命要求中国继续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思维,坚持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领和驱动世界各个大国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战略互动,其结果必将深刻影响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趋向演变。长期以来“中国对美政策则致力于维护合作稳定的大局,即使是斗争,也是斗而不破”。两国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深刻认识需要探索新的竞合关系,在“斗与和”的过程中探寻新的平衡点,而其中,中国的战略选择和积极作为将对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具有塑造力和引领力作用。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更需要从积极角度释放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信息,积极进取、主动出牌,善意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而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美可在相互可控的竞争范围内,在全球事务和经济领域中开展务实合作,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建设中美大国良性竞争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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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21年第1期《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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