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政治理论为拓展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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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积极政府”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但为什么受到诸多负面评价呢?除了价值观的偏见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积极政府”的行动经常会超越必要的边界,产生消极后果,甚至造成对社会的极大伤害。这种消极效应遮蔽了积极政府的正面效应。首先是沉重负担,其次是官员腐败,再次是消极民众。

   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看,一个积极有作为的政府是必要的。中国自大禹治水传说开始,就表现出对积极政府的需要。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但是如何将历史延续下来的优势得到继续发挥,则必须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合理定位政府角色。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府的积极作为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公共工程领域,如道路、水利等。这一外部性的公共问题是社会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而必须由政府解决的。而在经济领域,完全是经济主体——家户加以支配的。国家除了收税以外,对于微观经济运行,完全是由经济主体自主决定。由此使社会经济保持着活力,即使是王朝更迭也能通过家户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重要经验就是,确立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激发社会的经济活力。

   其二,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重新塑造积极政府的形象。积极政府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诸多负效应,且在改革开放中有所延续。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解决的,并需要超越历史,重新塑造积极政府的形象。首先,中国需要积极政府,但需要的是能够有所节制并有合理边界的积极政府。政府能够集中和调配资源,具有巨大能量,但这一能量需要有所节制,有合理的边界。其次,中国需要积极政府,但需要的是高效廉洁的积极政府。再次,中国需要积极政府,需要的是能够为社会保留自主空间并塑造出积极公民的积极政府。

   《基于中国场景的积极政府》一文的主要贡献是将中国政府置于中国场景下理解,而不是以先在的观念去理解和评判。这正是田野政治学的思维特征的体现。

   八、往来理论殿堂与田野调查间

   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要产出高质量理论成果,需要处理好田野与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往来于理论殿堂与田野调查之间。

   田野政治学必须进入田野,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前提。但田野政治学视野下的田野是有理论关怀的田野,是要提出理论和回答理论问题的田野。这是由田野政治学的政治学者身份所决定的。

   田野政治学要讲故事,但仅仅是讲故事,讲不过小说作家。田野政治学要讲事实,但仅仅是讲事实,讲不过媒体记者。田野政治学要关注时事,但仅仅是关注时事,不如时事评论员。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在于讲道理。大学者之所以为大学者,在于讲具有普遍性的大道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本质上是讲“大道理”的学科。田野政治学要关注故事,在于故事中有道理,甚至有大道理。只有发现道理,将道理讲出来,才算是政治学。那么,如何从田野中讲出大道理?

   其一,居庙堂之高,才能行江湖之远。

   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田野政治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一是在田野中获得新发现、新知识、新灵感而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一门学问要能够立得住,最终要看回答了多少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便反映了田野研究的普遍性:只要有弱者的地方,便会有弱者特有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便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小田野上产生的大理论。

   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普遍性理论的提出,依次所需要的政治学理论准备愈来愈广博。田野政治学起步于村民自治这一具体的政治问题的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储备不多,相关的理论贡献也主要在于村民自治领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愈来愈多。要回答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必须具备广博的理论知识。只有具备广博的理论知识,居庙堂之高,获得广阔的理论视野,才能行江湖之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田野一隅;只有具备广博的理论知识,才能炼就一双理论的慧眼,并借助慧眼去发现田野,发现田野中内在的“大道理”。如果没有有关自由理论的储备,就难以在田野发掘“东方自由主义”;如果没有对专制主义理论的了解,就难以在田野上发现被专制主义所遮蔽的事实;如果没有与权力相关的知识,就很难将田野上的“找关系”提升为一种“关系权”;如果没有对“天赋人权”的了解,就难以在田野上发现“祖赋人权”;如果没有对“守夜人”政府理论的了解,就是整天见到繁忙的政府,也难以提炼出“积极政府”。

   其二,挖田野之深,才能有庙堂之位。

   田野政治学要回答政治学理论的大问题,但它与其他路径不一样,它是通过田野的路径来回答问题。这就是宏大理论关怀,田野的路径。条条大路通罗马。早在1992年我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便提出:“真理总是裹在重重面纱之中。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撩开面纱,才能显露其真面目。”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座无数学者为之贡献思想和理论的庙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为这一庙堂添砖加瓦。田野政治学便是从田野的路径。之所以要从田野的路径,在于仅仅是文本的路径远远不够。

   通过田野进行政治学研究已逐步成为共识。但是,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质量与对田野的深度发掘相关。政治学要通过现象发现背后的内在机理。这种内在机理掩藏在表象的深层。只有进入到深层才能发现其事物的内在特性。美国学者斯科特是经过长期的田野观察才发现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对付强权的种种方式,从而为政治学的冲突理论贡献出“弱者的武器”这一独到的见解。

   田野政治学起步于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主要是对制度表象的调查,主要理论贡献也在于村民自治理论本身,包括建构“草根民主”。随着对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包括实地实验,之后的田野调查日益深入,注重发现事实现象背后的机理。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有了深度调查的自觉。正是因为这一自觉,使得我们能够将深度调查中获得的新问题、新知识、新经验、新灵感与既有的理论相映照,从田野的角度回答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对农民自由意识持续不断地追问,便难以发掘出“东方自由主义”;没有对南方稻作区的调查,就难以揭示为“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水利自治;没有对农民关系社会的了解,便难以建构起“关系权”;没有对农民不断调整土地的追问,就无法想象出“祖赋人权”。这些理论尽管出自于田野,但丰富了政治学理论体系,能够在政治学庙堂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将田野发现建构为理论,我深刻感受到大理论的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直存在有理说不清,说了不为人信的被动状态。重要原因是理论表达欠缺。虽然有理论表达但不足以撼动原有的理论。基于田野调查,从事实发现原有理论的局限性,或许是一种进路。

   其三,田野与庙堂的转换与往来。

   田野政治学要进入田野。但田野上不能自动生成理论。如果能够自动生成理论,田野上的老农应该是最好的学者。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过农民。当时流行农民学哲学、用哲学,还出过“哲学姑娘”的农民典型。但是,理论毕竟是专门的学问。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要用理论的眼睛发现田野,将田野的发现理论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没有这个飞跃便难以在理论庙堂居一席之地。斯科特研究东南亚的农民行为,如果限于农民行为,其理论意义有限。他将“农民”转换为“弱者”,赋予农民以“弱者”的身份,其理论意义便大大超越农民本身,只要有弱者的地方就会有弱者的武器。我在写作《包产到户沉浮录》时,对毛泽东说过的“瞒产私分”是农民“和平的反抗”的话印象很深,后来杜润生先生归纳为“无权者的抵制。”这都是比斯科特有关“弱者的武器”更具有理论性的命题,但由于没有转换为学术命题而未能学理化。后来,我有了将田野调查转换为学术命题的意识,才有可能在关系社会中建构“关系权”,在宗族社会中总结“祖赋人权”。这些命题已超越一般的田野了。

   当然,要从田野上建构理论,需要有田野的深度发掘能力和将田野发现理论化的提升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也需要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我之所以反复推荐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便在于其深度的田野发掘和将田野提升为理论的超凡能力。当然,这种超凡能力不是一日形成的,关键要有能力培养自觉。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时,正是政治学恢复重建之际,其研究主要依靠自我摸索。只是经历很长时间才有了一些自觉,所以我将微信号取名为“顿悟”。其他人可以在前人基础上有更多的自觉,其能力提升可以更快一些。

   要从田野上建构理论,除了善于将田野发现提升为理论以外,还要经常往来于田野与庙堂之间。毕竟人们的认识都是有限的。田野是永远开挖不尽的矿藏。我1990年代便读过美国裴宜理教授的《上海罢工》,20多年前她寻访安源罢工,多次来我校访问并交谈。这种沿着一个线索不断开掘的学术进路,是中国学者所要学习的。田野政治学以田野为路径,这一路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参与过2015年“深度中国调查”的师生们非常怀念那一段艰苦而愉快的岁月。我说,要将当年的村庄作为长期跟踪观察的根据地,不断进入田野汲取理论的源泉。这才是田野政治学所要追求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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