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政治理论为拓展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11:45

进入专题: 政治理论   田野政治学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关系权”。如经常所见到的“三个公章抵不过一个老乡”。三是基于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关系权”。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熟人”、“门生”、“故旧”等都是因为个人关系紧密而产生的特殊权力。可以说,人类社会有什么关系,就可以因为某种关系获得某种权力。

   中国是由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虽然经过了近代以来的一系列革命,但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并不是很快能够改变的,特别是传统社会土壤仍然存在,并无时不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带入公共领域生活之中,利用特殊关系获得特殊权力。由此很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如日常生活经常可见的“拉关系、走后门”、“搞好关系”、“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特定关系人”等。2017年播放并收视率奇高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展现了大量借用各种关系获得政治资源的现象。“关系权”正是对这一类政治社会现象的概括。这一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权力家族”的内容,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政治多面性的认识。

   六、从宗族社会发现“祖赋人权”

   权利是政治学的重要命题。一般来说,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地位、资格、利益、地位和权力等。权利和权力一样,也有一个来源问题。就是人们认可的“正当性”从何而来。权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否学习过政治学,都会遇到权利问题。我是在1960年代接触到相关信息的,当时曾经流行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时还没有能力思考这是基于血缘关系而生成的一种权利观念。我1980年代开始政治学学习和研究。成为老师之后,我给研究生专门讲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程。“天赋人权”的观念在我的政治学知识中根深蒂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论断,我也熟悉。只是这些相关的生活经验和政治学理论沉淀在脑海里,并没有专门研究。

   2008年之后在广东农村的三次调查激活了我的“权利”意识。一是广东云浮的农村社会建设调查,发现了自然村的凝聚力。二是清远市将村民自治的重心下沉到自然村。三是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的首站便是广东的宗族村庄。这三次调查的共同特点便是见识了一个保留着古老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全村同一个姓氏,围绕祠堂聚族而居,祖宗在这里居于神圣的地位。尽管我做农村研究时,知道中国有一个“华南学派”,专门研究华南农村社会,主要是华南宗族,但只是在论著上的了解。自己在不断深入的田野调查中,才真正感受到宗族社会的特性。而将宗族社会与政治学的权利理论关联起来,则是访谈农民时的一句话。我在调查中追问农民为什么要经常调地?当地农民脱口而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大家都要吃饭。增加了人口自然要增加土地。”这句话实际反映了在一个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的宗族社会里,人们的身份、资格、利益、地位和权力的来源问题。这种权利来源显然不同于我们头脑已有的“天赋人权”。如何对这一权利来源问题加以解释,经过充分的思考,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发表《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论文谈到:

   仅仅是就表象看,中国与西方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西方,随处可见的是教堂,教堂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由此有“教区”之说。西方创设“天赋人权”理论是借用了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而在中国,特别是当下的华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是祠堂,祠堂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由此有“宗族”之说。教堂和祠堂均是敬奉神灵的地方,也是人们追溯自己来源的地方。但教堂和祠堂供奉的神灵却不同,教堂是上帝,祠堂是祖宗。在我们调查的中国农业文明核心区域,至今到处还可见到农村家户供奉着祖宗先人的牌位,并有各种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华南一些地方因为偏远,血缘关系及其信仰受到的冲击较小,还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在那里,每个村庄都有祠堂。祠堂在人们心中具有神圣性地位。所谓“聚族而居”,实际上是围绕祠堂而居。祠堂是供奉祖宗的场所。族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活动都要在祠堂举办仪式,以表示“认祖归宗”。即使是死后也要通过祠堂为灵魂寻找一片安息之地。涉及宗族共同体的大事、对族人奖励等都要在祠堂,即在祖宗面前进行。祖宗如“上帝”,在每时每刻关注着族人的存在和延续。

   在这些地方,人们为什么特别重视祖宗呢?其行为的内在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在“聚族而居”的地方,能够形成以祖宗为中心的权威和秩序?其支配性的依据便是血缘关系。

   从血缘关系看,作为血缘起始者的祖先就是具有本源性、本体性和终极性的“天”。“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血缘决定了成员资格、身份、责任、权利和活动。”祖先是血缘关系的人格化。而由祖先赋予其生命的人是具体的“人”,是处于血缘继替关系中的后人。祖先赋予后人以存在资格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所产生的祖先“权威”也是不言而喻、自然天成的,无需,也不可能由后人与祖先签定契约,经由“同意”而获得权威。因此,“祖赋人权”是基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初的血缘理性而生成的,也是血缘理性的最高本体原则。

   “祖赋人权”所要表达的是比“天赋人权”更为古老的一种权利来源观。这种权利观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基础上,体现着宗族共同体的权威与秩序并维系着宗族共同体的存在和延续,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祖赋人权”血缘理性本体原则下,同等、差等和对等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同等是指起点公平,即同为血缘共同体成员应该一视同仁对待;差等是指过程差异,血缘共同体成员是在血缘关系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并根据血缘关系享受不同的待遇;对等是指结果公平,即尽管不同的人居于不同的位置,享有不同的权力,但都是以其承担与其位置和权力相等的责任为前置条件的。“祖赋人权”赋予人的存在的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与人的责任是一体的。如果说“天赋人权”侧重于个人权利,那么,“祖赋人权”强调权责一体。同等、差等和对等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着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延续。从血缘共同体的角度看,它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反映血缘共同体自身的要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然,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并存的。血缘理性产生并维系着血缘共同体。这一理性以单一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发挥着血缘内聚力的作用,但同时具有排他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共同体意味着其成员不可离开、不能离开、不愿离开,共同体为成员提供着遮风蔽雨场所的同时,也将成员限制在场所之内。……血缘理性尽管支撑着血缘共同体,但这一共同体毕竟具有狭隘性和限制性。如调查中的一位老人所说的祠堂,“风能进,雨能进,异姓不能进,甚至同姓不同宗也不能进。”其逻辑是“血统正宗,非种必锄”。由于生产条件和利益扩展,血缘理性也难以阻挡人们脱离血缘母体,寻求个体的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需要个体独自承担责任,缺乏共同体遮风蔽雨的保护。

   “祖赋人权”概念的提出,具有相当的争议性。毕竟“天赋人权”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此,我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发表了《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一文。胡键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发表《“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一文。“祖赋人权”能够引起广泛关注本身就说明,这一提法在政治学的“权利”问题研究方面有新的贡献。“天赋人权”是建立在个体社会的基础上,解决的是个体权利正当性问题。但在近代个体社会之前,人类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团体社会时期,包括宗族团体。“祖赋人权”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只是在中国,古老的宗族团体长期延续下来,其中内在的权利意识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更重要的是,社会形态决定着政治国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血缘意识深刻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之中,并长期延续。包括前面所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过往我们只是将其视为封建观念一批了之,没有看到这一观念的深刻社会根源。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提出“祖赋人权”并不是主张“祖赋人权”,即使我个人也经历过“血统论”的负面影响。但科学研究主要是发现事实并解释事实。从现在看来,“祖赋人权”这一古老的权利观念还可以实现现代转换,它对于维持一个共同体的存续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论文最后指出:

   “祖赋人权”内生的是血缘社会与地域国家的共生共荣,基于利益又超越利益的情感塑造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基于血缘关系的中国理性在经过历史性的扬弃后,可以展现其特有的理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的一种可以共享的理念和思想,并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着力点。

   论文发表后的相关讨论和研究愈来愈多。我相信“祖赋人权”概念的提出可以开拓人们对权利问题的认识。

   七、中国场景中发现“积极政府”

   政府是政治的核心元素,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政府也有不同类型。我们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最为流行的是“守夜人”的消极政府和“小政府”理论。但进入田野研究之后,事实给我们展示的政府与西方理论并不一致。在对实地调查基础上,我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发表《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四川省达州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调查与启示》一文,从事实本身提出了中国的“政府主动性”观点,但之后并没有对政府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只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仅农民有“农忙”,而且承担公务的各级干部都很“忙”。有时为见一个领导,得等好长时间。在一次为参加有关中国场景的公共管理研讨会作准备时,我头脑里马上浮现出的是官员的“忙”。这正是中国政府的形象,而且源远流长。我在《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发表《基于中国场景的积极政府》一文指出:

   积极政府可以说是中国自有公共治理以来的角色定位,并有着自身的逻辑。从整体上看,有一个有作为的积极政府是中国的政治优势。只是这一优势曾经为近代西方主流价值,也为历史上伴随积极政府产生的负效应所遮蔽,甚至被扭曲,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和理解。只有将积极政府这一角色置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事实场景之下,才能还原历史事实,深刻认识中国政府的存在和运行依据。

   一是积极政府的社会需要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政府及其职能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伴随农业文明而生长的。中国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说明治水在国家形成中的巨大作用和公共管理机构在治水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条件十分不平衡。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积极作为,组织修建公共工程,农业生产不仅难以延续,更不可能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

二是积极政府的家国治理逻辑。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行为受制于国家的特性。依照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形成的组织前提。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个国家的形成和组建路径有所不同。与古希腊西方世界不同,中国的社会进程一直“在家”,其特点是以家组国。……家庭具有“种的蕃衍”和为维护这种“蕃衍”而必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性。以勤劳来维持生计,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成为人生的使命和荣光。韦伯尽管对传统中国持有偏见,但也不得承认中国人的勤奋是世界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这种勤劳为生、勤劳为荣的理念会自然延伸到国家治理中,使得国家统治者具有一种使命感。尽管他们享有天下无限的权力,但也承担着让天下苍生得以生存延续的责任。开疆拓土、保护百姓、兴办工程等成为政府确立自己权威并获得认同的重要来源。守卫疆土、大河治理、道路修建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和天命所在。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政府以“勤政”为荣。百姓也以政府官员是否勤勉为认同依据,对于不作为的“懒政”持否定态度。如“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勇(华中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理论   田野政治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32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