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必然说与偶然说的正本清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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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必然因果关系说之所以主张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行为人不能预见偶然结果。若按照这种理解,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实际上就完全取决于主观罪过的判断,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则丧失了其独立的地位。显然,这种理解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原意完全不符。[33]

   在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提出上述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他的刑法因果关系观:“任何有罪过的损害行为,不论该人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或是偶然的,都要负刑事责任。”[34]这就是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除了这个核心观点之外,关于偶然因果关系说,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是,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因果关系形式上的差异会影响主观罪过的形式;另一方面,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不是机械地、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是,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来源问题。对此,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偶然因果关系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好了的。[35]

   由于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上述误解,其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以成立。本文认为,根据与实际情况符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分为三类。第一类批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批评。这类批评包括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核心观点的前两个批评以及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批评。第二类批评是虽然能够成立、但实际上无关紧要的批评。这类批评主要是指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学说来源的两个批评。第三类批评是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批评。这类批评主要是指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核心观点的第三个批评。但是归根到底,这个批评也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以成立,他在此基础之上所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考察偶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主张,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缺陷和不足。本文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所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基本概念界定不清。作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对立者,偶然因果关系说同样使用了“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这两个基本概念。然而,库德里亚夫采夫并没有认可皮昂特科夫斯基对这两个概念所作的界定,而是另起炉灶,将“必然结果”解释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结果”,将“偶然结果”解释为“既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结果”。显然,这种概念界定是极为模糊的,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因果关系”。对于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由于其主张无论是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属于刑法因果关系,如何理解“因果关系”实际上直接决定了如何划定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然而,对于“因果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库德里亚夫采夫从始至终都没有给出过任何说明。

   第二,为刑法因果关系划定的范围过宽。上文已述,必然因果关系说在有些场合会使得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过窄。偶然因果关系说虽然避免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这个缺点,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所有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都视为刑法因果关系,会导致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过于膨胀。

   第三,对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关系的处理值得商榷。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和主观罪过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且他将判断的重心放置在主观罪过问题上。如此一来,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的判断完全取决于其主观罪过的状况,而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则完全被虚置了。在这个意义上,偶然因果关系说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论学说,毋宁说是一个关于主观罪过问题的理论学说。

   综上所析,本文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基本上难以成立,而建立在这个批评的基础之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四、必然说与偶然说的中外差异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式微。不过,尽管受苏联刑法学的影响很深,我国学者在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时并没有照搬照抄苏俄刑法学者的观点。而且,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解与思考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可能与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国学界以往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以致一方面不能准确把握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本貌,另一方面也难以凸显我国刑法学者在改良、修正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方面所做的理论贡献。在上文已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做了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一个比较,本文认为,它们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一,哲学化的程度不同。在讨论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时,无论是苏俄刑法学者还是我国刑法学者,都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可以说,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苏俄刑法学还是我国传统刑法学,都有一定的哲学化色彩。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36]不过,仅认识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本文认为,苏俄刑法学和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哲学化程度并不相同。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无论是苏俄刑法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承认,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时既要遵循唯物辩证法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又要结合刑法因果关系的自身特点;但是,在具体处理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二者关系时,苏俄刑法学和我国刑法学表现得并不相同。在苏俄刑法学中,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论证思路是,哲学因果关系可以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但由于刑法学自身的特殊性,只有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才能构成刑法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说虽然不同意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最终立场,但是并不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这个论证思路有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在我国刑法学中,支持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者批评了将哲学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观点,进而认为,哲学因果关系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将这个哲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刑法学中便可得出,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能构成刑法因果关系;[37]而支持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者则主张哲学因果关系可以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相应地,刑法因果关系也应当同时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38]由此不难发现,苏联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更多地体现了刑法因果关系有别于哲学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而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的一致性。正是因此,苏俄刑法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立足于刑法学本身,而我国学者则将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重心置于哲学因果关系那里。基于此,可以认为,在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上,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哲学化色彩比苏俄刑法学的哲学化色彩更为浓厚。

   第二,对必然和偶然的理解不同。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最为重要、也最为疑难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其中的必然和偶然。作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者,皮昂特科夫斯基是从因果流程的角度去理解必然与偶然的,认为必然就是指因果流程合乎规律,而偶然则是指因果流程不合乎规律。而作为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者,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甚至是故意歪曲了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原意,转而从结果发生概率的角度去理解必然与偶然,认为必然是指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偶然则是指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我国学者对必然与偶然的理解则更为混乱。根据笔者的考察,我国学者在理解必然与偶然时,至少有以下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从因果流程是否合乎规律的角度去理解的。例如,“刑法中的必然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必然地、合规律地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结果。”[39]这是我国学界最常见的一种理解。[40]显然,这种理解是符合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原意的。第二个角度是从行为对结果施加的作用力的大小去理解的。例如,“在一定条件下,某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起或者决定作用的就是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危害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起引起作用的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果关系。”[41]不难发现,这种角度理解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接近于原因说中的优势条件说或最有力条件说。[42]第三个角度是从结果发生的概率大小去理解的。根据这种理解,必然因果关系是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必然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因果关系,[43]而偶然因果关系则是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因果关系。[44]这种理解角度在我国必然说与偶然说之争的后期是一种有力的见解。正是在这种概率论思路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尝试了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提出了“一个半因果关系说”、“必然联结说”等学说。[45]上述三种理解角度同时存在,相互交错,使得我国学界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极为混乱。甚至有学者采用了某种角度去理解必然因果关系,而又采用另一种角度去理解偶然因果关系。更为甚者,还有学者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同时涉及了上述三种角度。例如,有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作了如下界定:“只有在一定的危害行为对一定的危害后果起着直接引起和根本决定的作用,即这一危害行为必然导致那一危害结果,那一危害结果必然在这一危害行为中产生的情况下,这一危害行为才被称为原因,那一危害后果才被称作结果。它们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才能称为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46]不难发现,这一段论述中“直接引起”涉及了因果流程的角度,“根本决定”涉及了作用力的角度,而“必然导致”则涉及了概率大小的角度。总之,我国学者对必然与偶然的理解,与苏俄刑法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尤其是与首次将哲学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皮昂特科夫斯基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的不同。

   第三,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步骤不同。根据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论述,必然因果关系说有两个判断步骤:第一步是运用条件说划定因果关系的范围,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从众多因果关系之中找出必然因果关系,从而最终确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然而,我国刑法学者并没有就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步骤作任何论述。可以认为,在我国刑法学中,必然因果关系说仅有一个步骤,即运用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在借鉴英美刑法学和德日刑法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其中,第一层次是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第二层次则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47]时至今日,这个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说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通说观点。而且,尽管对于判断法律因果关系时到底适用何种理论学说,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理论上毫无争议地认为,判断事实因果关系时应当适用条件说。不难发现,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双层次的因果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原本就是双层次的。我国学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至上个世纪末才提出构建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间历时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国刑法学走了近半个世纪的弯路。不得不说,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四,偶然因果关系说和条件说的关系不同。众所周知,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创立源于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而必然因果关系的创立又源于对条件说的批评,这种学术批评上的“否定之否定”,容易使人以为,偶然因果关系说其实是条件说在苏俄刑法学中的“变身”。我国有学者断言,偶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就是条件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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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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