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必然说与偶然说的正本清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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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乙的死亡是由甲的殴打行为和医生的医疗过失行为共同造成的,其中甲的殴打行为属于先在事件,但医生的医疗过失行为则不属于先在事件,因而甲的行为和乙的死亡之间只存在偶然因果关系。[19]

   把握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之后,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是,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在二者的判断顺序上,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主观罪过的判断之前,只有确认了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方才需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而且,主观罪过的判断是完全独立的。根据不同的事实情况,既可能认为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故意的,也可能认为行为人是过失的,还可能认为其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20]由此可见,必然因果关系说将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区分开来,并且坚持了先判断刑法因果关系后判断主观罪过的判断顺序,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是,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说来源问题。皮昂特科夫斯基宣称,必然因果关系说源于对苏联司法实践的归纳总结。[21]但实际上,其所援引的苏联最高法院审理一些案件的结果,与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22]此外,皮昂特科夫斯基还试图从苏联最高法院的指示中直接找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正当性依据。“高级审判机关对此(指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引者注)曾屡次加以指示。例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苏俄最高法院刑事复审合议庭的决定指明:‘实行某种行为的人,对其所发生的客观结果,只有在以下情形下始负罪过责任,即:当所生之结果乃是其行为的结果时,亦即:当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时,此种因果关系之确定乃是预审与裁判审讯之重要任务。’”[23]然而,不难发现,在上述指示中,苏联最高法院只是强调行为和结果之间需要有因果关系,而并没有要求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由此可见,为了从上述指示中找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正当性来源,皮昂特科夫斯基有意地偷换了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强调了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并且,必然因果关系说在立论的过程中使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术语,但皮昂特科夫斯基并没有宣称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在这一点上,皮昂特科夫斯基是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不足以为他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将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至少在皮昂特科夫斯基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主张刑法因果关系仅限于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的观点,则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范围。由此可见,皮昂特科夫斯基并没有盲目地、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普遍原理直接运用到刑法因果关系之中,而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同时,尝试在刑法学的范围内开展学术创新。

   以上便是皮昂特科夫斯基所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全部内容。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必然因果关系说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其一,它有明确的判断步骤,即先在条件说的指导下判断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尔后再确定必然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其二,它有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其三,它妥善地处理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位阶关系,坚持了先判断刑法因果关系后判断主观罪过的判断顺序;最后,它尽管有着较为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基本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立场。

   当然,必然因果关系说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中一点便是,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来源存疑。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一再强调必然因果关系说源自对苏联司法实践的归纳总结,但正如上文所析,他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不过,一个理论学说源于何处,与这个理论学说本身正确与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这个缺点无伤大雅,不必过于计较。本文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真正缺陷在于,它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且过于粗糙,适用它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未必妥当。

   之所以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是因为它只处理了介入了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和介入了第三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形,但是没有处理介入了被害人的行为这种情形。例如,行为人甲持刀追砍乙,乙为逃避追砍而跳入河中,结果被水淹死(以下简称“跳河案”)。在“跳河案”中,在行为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介入了被害人的跳河行为。那么,行为人的持刀追赶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无必然因果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必然因果关系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24]

   之所以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过于粗糙,是因为它主张,在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一旦介入了第三人的独立行为,刑法因果关系便宣告中断。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过于粗糙,所得出的结论也难言妥当,以至于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有时都无法坚持这种处理方式。例如,叶某看见有两个孩子正在打她的四岁的女儿,便抓住其中一个五岁的孩子任某,用手对准孩子的头击打了两下(当时任某头上戴着一顶士兵盔式帽)。第二天,任某总是想睡觉,但他的父母并没有注意这个情况。第三天,任某的体温急剧上升,其母亲怀疑是他吃了生马铃薯的缘故,便将其送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第四天即被送到医院的第二天,任某就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任某的死亡是因折断两根颅顶骨所引起的。根据鉴定书,这些损伤可能是用粗硬的物体打击头部造成的,也可能是用握紧拳头的手或者甚至只是手掌用力击伤的(以下简称“击打案”)。苏联最高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叶某的行为和任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皮昂特科夫斯基也认可这个结论。[25]可问题是,在“击打案”中,在行为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先后介入了任某母亲的疏忽大意和医生的诊断失误,而这些介入因素都不属于先在事件。也就是说,严格按照必然因果关系说,对于本案只能得出刑法因果关系不成立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击打案”中,为了得出一个较为妥当的结论,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也不得不放弃必然因果关系说。这恰恰说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综上所析,本文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既有明显的优点,也有一定的缺陷。作为一个全新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必然因果关系说呈现出来的整体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其判断规则有待进一步精细化、合理化。

  

   三、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本貌

   必然因果关系说一经提出,很快便成为苏俄刑法学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的通说观点。但与此同时,必然因果关系说也遭致了很多苏俄刑法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批评者是B·H·库德里亚夫采夫。在批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库德里亚夫采夫创立了偶然因果关系说。下文首先分析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意见,尔后再介绍偶然因果关系说的主要内容。

   从整体上看,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核心观点的批评;其二是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批评;其三是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学说来源的批评。

   首先,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以下三个批评意见。(1)从法理上看,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并非一概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为了论证这一点,库德里亚夫采夫首先按照自己的理解梳理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论证思路:行为人之所以无需对偶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没有预见,而预见(或者至少有预见可能性)乃是罪过的必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库德里亚夫采夫对“行为人无法预见偶然结果”这一论断进行了反驳。(2)从实践效果来看,若坚持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一概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便会在很多原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场合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宣告被告人无罪,从而导致刑事处罚存在巨大的漏洞。(3)在有些场合,行为人的确无需为偶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并非因为行为人的行为与偶然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因为行为人对于偶然结果没有预见。[26]

   其次,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标准,库德里亚夫采夫批评其不够明确。与此同时,库德里亚夫采夫还指出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一种倾向。他认为,必然因果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稳固性和典型性,若以这种特征作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一个判断标准,那么必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就成了皮昂特科夫斯基本人所批评过的相当因果关系说。[27]

   最后,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说来源,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以下两个批评。(1)在理论依据问题上,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并据此批评皮昂特科夫斯基“不仅继续传播反动的德国哲学,而且把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相混淆”[28](2)在实践依据问题上,库德里亚夫采夫否认必然因果关系说像皮昂特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源于对苏联司法实践的总结归纳。[29]

   根据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本文认为,他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有两个重大误解。

   第一,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概念。根据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论述,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区分标准在于,结果是否隐藏在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性之中。对于这个标准,库德里亚夫采夫提出了批评,其理由是,事件的真实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变成现实,因而先在事件不仅可以引起必然结果,而且还可以引起偶然结果。[30]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个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关注的,是在一个结果发生以后,考察这个结果的发生是否隐藏在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性之中——这是一种回溯的方法;而从来没有宣称过,先在事件的真实可能性一定会变为现实性——这是一种前瞻的方法。至于“先在事件不仅可以引起必然结果,而且还可以引起偶然结果”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性的“引起”,而是“合法则地引起”。所谓“合法则地引起”,即是指能够在先在事件中找到结果发生的真实可能性。显然,先在事件会合法则性地引起必然结果,但却无法合法则性地引起偶然结果。也就是说,必然结果和先在事件之间的特定联系,是偶然结果所不具备的。因此,库德里亚夫采夫的这个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库德里亚夫采夫批评了皮昂特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区分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标准,那么他就需要为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区分找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尽管库德里亚夫采夫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上文已述,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在一些事故类的犯罪中,结果的发生是偶然的。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立场出发,行为人违反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就包含了结果发生的真实可能性,因而对于事故类的犯罪而言,在通常的情况下,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既然如此,库德里亚夫采夫为什么会认为事故类犯罪的结果是偶然的呢?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必然”,是指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相应地,他所说的“可能”,是指结果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换言之,库德里亚夫采夫将必然结果和偶然结果的区别系于结果发生概率的大小上。显然,这是对必然因果关系说判断标准的严重误读。

第二,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甚至是有意歪曲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对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二者关系的安排。在刑法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关系问题上,皮昂特科夫斯基交代得很清楚: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主观罪过的判断是截然独立的,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只有确认了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方才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至于行为人与结果之间只存在偶然因果关系的场合,“其所负责任已因客观理由而被消除”,[31]因而无需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问题,甚至连“主体是否应该预见这些后果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都是毫无意义的”[32]。然而,库德里亚夫采夫却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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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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