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法教义学释疑——以刑法教义学为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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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教义学的研究将逐步走向成熟,并将在整体上由吸收、借鉴德国法教义学的阶段转向结合中国实际问题展开自主研究的阶段,从而极大地提高对中国法律规范的解释能力和对中国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一旦这两个条件得以满足,法教义学就能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实践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是值得提倡的。总之,基于法教义学的功能而倡导法教义学,不是因为它已经有一个美好的现在,而是因为它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 法理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包括: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舒国滢:《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刘星:《怎样看待中国法学的‘法条主义’》,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刘涛:《法教义学危机?——系统理论的解读》,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陈辉:《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部门法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包括: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蔡桂生:《学术与实务之间———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刑法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2009年);蒋大兴:《商法:如何面对实践?——走向/改造“商法教义学“的立场》,载《法学家》2010年第4期;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丁胜明:《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邹兵建:《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张继恒:《法教义学的勃兴对经济法意味着什么》,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李强:《中国法教义学的“价值自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16日第5版;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

   [2] 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90页。

   [3] 参见[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5页。

   [4] 参见[英]哈特:《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支振锋译,载许章润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法理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5]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6] 其中,最容易想起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国家具备成文法典,并且这个国家的学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显然,德国是最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因此,法教义学最初兴起于德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7] “实践理性”的含义较为多元,不同学者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所称的“实践理性”侧重指在实践方面的合理性。显然,这种理解与韦伯的进路比较接近,而与康德所理解的“实践理性”不同。关于实践理性的系统讨论,请参见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01页。

   [8]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9] 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有不少刑法教义学者对这个刑法修正案展开了法教义学的批评和反思。代表性的成果请参见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10期,第3-16页。

   [10]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为拉德布鲁赫公式辩护》,林海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208页。

   [11] 正如强世功教授所言,法教义学所秉承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态度应当成为“常规政治下的公民美德”。参见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2] 参见邹兵建:《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第44页。

   [13] 例如,在刑法学界,张明楷教授以其高超精湛的合理化解释能力而广受称誉。但与此同时,他的一些解释(例如他对“冒充军警”的解释)明显违反了语言学规则或逻辑学规则,有过度解释之嫌。但即便是张明楷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存在一些无论如何都无法对其作出合理化解释的法条。参见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361页。

   [14] 参见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6页。

   [15] 参见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359页。

   [16] 《慎子•威德》。

   [17] 转引自[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18]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19] 德日的刑法学教材参见[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4页。国内的刑法学教材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王世洲:《现代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7页。

   [20] 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第182页。

   [21] 苏力教授将法教义学定位为“常规科学”,并认为社科法学比法教义学更能“打破砂锅问到底”。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2]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教义学者”这个称谓本身也是有误导性的,它容易使人误以为那些通常被视为法教义学者的学者们不能从事法教义学之外的其他研究。不过,为了简便,本文仍使用“法教义学者”的说法。

   [23]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在纳粹时期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拉德布鲁赫的生平,请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4] 参见[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5]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生涯与追求:我的学术自传》,何庆仁译,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7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85页。

   [26] 关于“李斯特鸿沟”,请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4-1005页;邹兵建:《跨越李斯特鸿沟:一场误会》,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23-142页。

   [27] 参见[德]莱因荷德·齐佩里乌斯:《法哲学》(第6版),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28] 这是周旺生教授对一类学者的批评,参见周旺生:《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载中国法理网http://www.jus.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4,最后访问日期:2017-6-15.

   [29] [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0] 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31]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32] 以刑法学中的犯罪论体系为例:罗克辛认为,古典、新古典以及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都是存在论的体系,而这些存在论的犯罪论体系难以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为此,他构建了一个规范论的体系,即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此外他认为雅各布斯的体系也是规范论的体系。(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3页)。诚然,罗克辛的体系和雅各布斯的体系属于规范论的体系,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体系和之前体系的区别,可能并没有罗克辛所说的那么大。将此前体系一概认为是一个存在论的体系,可能是有问题的。正如笔者曾指出的,“每一个犯罪论体系都属于理论的建构,这种建构不可能没有任何目的。即便是特别强调客观、中立、事实判断的古典犯罪论体系,其背后也具有强烈的价值论色彩,即确保法秩序的明确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参见邹兵建:《跨越李斯特鸿沟:一场误会》,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36页。

   [33] 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2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0页。

   [34] 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8页。

   [35] 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第170-175页。

   [36] 参见张骐:《形式规则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变奏——法律推理方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32-145页。

[37] 这一过程在刑法教义学的学术史中体现得尤为清楚。参见周光权:《价值判断与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20-140页;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2-197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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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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