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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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24]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25]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26]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许玉秀教授反对用“非A即非B”来表示条件公式,而主张将条件公式理解为“如果A不存在,B仍然会发生,则A不是B的条件”(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实际上是主张以否定公式替换肯定公式。但是,肯定公式与否定公式在逻辑上具有等值性,过于强调二者的不同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此外,既然在传统上理论与实务界都以肯定公式的方式理解条件公式,沿用这种公式并不会造成理解上困难。

   [27] [美]乔治·p·弗莱彻:《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28] 参见[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29] [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30] 刑法理论界在评价条件说时常犯的“打击错误”就是误将后期的条件说当作早期的条件说,让前者成为后者的“替罪羊”。例如,批评条件说扩大了刑事责任范围(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6页;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又如,批评条件说“完全误解了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弄清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性,而是要解决结果需要由谁来负责的问题”(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第103页)。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已敏锐地意识到要根据条件说所处地位的不同予以不同评价。如陈兴良教授在《本体刑法学》中对条件说作了如下评价:“如果仅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考虑,这一批评(指无限制地扩大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引者注)似乎有理,但如果考虑到条件说只是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提供事实根据,其并不直接导致刑事责任,这一批评就失之偏颇”(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8页)。

   [31]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32] 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33] 这里是指在“有归因无归责”的归因归责关系中支持条件说的学者,需要将其与在“先归因后归责”的归因归责关系中支持条件说的学者区分开来。

   [34]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176页;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19页。

   [35] 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金光旭:《日本刑法中的实行行为》,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第235页。但是,这一观点在德国并不多见。

   [36] 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7] 参见[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8]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39] 德国法院正是通过故意和过失对条件说的“无限回溯”进行限制,从而坚持贯彻了条件说。参见[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348页。

   [40] 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41] Welzel, Straf, R11,66,转引自[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42]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43]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值得注意的是,张明楷教授原先认为通过故意和过失的判断可以确保条件说不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但后来不得不承认,一方面这是在责任层面解决违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在能够预见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场合,条件说仍然会导致刑事责任范围的扩大(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44] 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45]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6] 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47]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48] 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49] 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50] 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51]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52]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53] 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54] [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55] 关于我国对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争论,请参见陈兴良:《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载《法学》2009年第7期,第22页以下。

   [56] 参见周光权:《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第119页。

   [57]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58] 陈兴良先生指出,偶然因果关系说“试图通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定为刑法提供因果关系,则是将归因与归责等同起来,因而没有突破条件说与原因说的局限。根据偶然因果关系说确立了某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样也不能解决其是否具有客观上的可归责性问题。”(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82页),可谓极富洞见性。

   [59] 我国刑法学统编教材认为,“偶然因果关系通常对量刑具有一定的意义”,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60] 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86页。

   [61] 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162页。

   [62] 方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自“科学技术世纪”至“风险技术社会”的一种叙述和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63] 参见[德]许廼曼:《关于客观归责》,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廼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544页。

   [64]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65] 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66]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67] 参见[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以下。

   [68] 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4页。

   [69] A.a.O.S. 528f,转引自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70] 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71] 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72] A.a.O.S.533.(=Möglichkeit, S. 60.),转引自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73] 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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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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