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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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99]与相当说相比,客观归责理论一方面在“实现法所不允许的风险”的判断中吸收了相当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通过“规范允许的风险”和“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这两个层次不同的规范性判断,明确地将刑法前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目的贯彻于归责的判断之中,为归责判断设置了具体明确的标准,不仅在不寻常的因果流程中排除归责,而且还能对具有相当性却不宜归责的行为拒绝归责,理论的逻辑性与实用性都远超相当说,而绝非后者所能取代。因此,客观归责理论虽然也不乏反对者[100],但已成为德国刑法的支配性学说,并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后期条件说:批评与反驳

   在“先归因后归责”阶段,条件说的作用空间仅限于归因,其开启的责任范围能够在归责阶段受到相当说或客观归责理论的合理限制。在这一背景下,理论上对条件说“过于宽松”的批评偃旗息鼓,对条件说其他方面的批评却方兴未艾。这些批评一方面动摇了条件说的通说地位,另一方面又推动着合法则的条件说的兴盛。在此,有必要对这些批评进行认真检讨。

   批评首先表现为,在人类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时,条件公式毫无用武之地。例如,在人们不知道也不清楚新生畸形儿是否是由于怀孕期间所服用的某种药物所导致时,从如果没有服用这种药物的假设中根本就不能得出新生婴儿是否会畸形的结论,也就无法断定这种药物和畸形新生儿之间有无因果关系。[101]由此可知,条件公式只能适用于因果关系已被查明的场合,而对于尚不清楚的因果关系,所能提供的认识上的价值极其微小。[102]换言之,条件公式只能适用于已实际存在的因果法则,而不能借此发现因果法则。[103]诚然,条件说的判断离不开经验认识。但问题的大背景是,包括条件说在内的所有的归因归责理论都离不开人类的经验认识。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种经验性是社会学科无法摆脱的本质特性。以所有理论学说都具备的特性为理由,对条件说进行非难,实在有欠公允。退言之,如果认为条件说不能离开人类的经验认识是其缺点的话,那么从逻辑上看,应该努力找出一个可以离开人类经验认识的学说才对。可事实上,不少学者一方面批评条件说不能离开经验认识,另一方面又积极倡导以合法则的条件说这样一个更加离不开经验法则的学说取代条件说[104],实在令人费解。

   批评者还认为,在假定的因果关系和择一的因果关系中,条件说会得出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荒谬结论。假定的因果关系是指某个行为导致了结果的发生,但如果没有该行为,结果也会由其他人或事件引发时,其他人的行为或事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案例6:B想逃往国外,A追至机场将其枪杀,而B本来要乘坐的飞机起飞后遭遇空难,乘客无一生还(以下简称机场枪杀案)。

   案例7:在死刑执行人即将按下按钮执行死刑的瞬间,被害人的父亲推开执行人而抢先按下按钮(以下简称执行死刑案)。

   案例8:参与制定处以枪决的精神病者名单,即使行为人不制定该名单,其他医生也会制定(以下简称名单案)。

   在以上案例中,假如行为人未实施其行为,其他因素——自然事件、他人的正当行为抑或他人的违法行为——同样会导致结果的发生。批评者认为,在这种场合,严格按照“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条件公式,只能得出行为不是原因这样的荒谬结论。[105]但是,条件说判断的是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具体地引起了结果的发生。因此,运用条件公式进行判断,必须确保结果的特定性,以及条件范围的特定性。对于没有出现过的条件,或者是在结果发生之后出现的条件,都不能纳入条件公式的判断之中。在假定因果关系中,假定的条件要么根本没有出现(执行死刑案、名单案),要么在结果产生后出现(机场枪杀案),都不可能是具体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因而不能纳入条件范围而干扰条件说的判断。至于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已经发生、仅仅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而未能实现的替代因素被不予考虑,条件关系思想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106],显然是错误地将假定的条件与事实的条件混为一谈了。因此,在假定因果关系中,条件说仍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107]

   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些。择一的因果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分别都能导致结果的发生,在行为人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竞合在一起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时,多个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案例9:两个行为人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先后都向被害人的水杯中投下了足以致死的毒药,被害人喝下杯中之水后死亡,后经查明,死亡时间并未因后一投毒行为而提前(以下简称毒药案)。

   案例10:两个人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同时向被害人开枪射击,两枪都打中被害人心脏,后经查明,任一枪弹都足以使被害人毙命(以下简称同时枪击案)。

   批评者认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根据“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条件公式,假设其中任一行为不存在,结果都依然会发生,因而可以否认该行为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从而得出两个行为都不是原因的荒谬结论。[108]显然这一结论是不合适的。为此,通说对条件公式作出了以下修正:“在具有多个条件存在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些条件可以做选择性掠过,但是不能做累积性的略过而又不因此导致结果消失的,这里的每个条件都是构成结果的原因性条件。”[109]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批评的,在多个行为并不存在共犯关系时,以将它们一起排除时结果不会出现为由肯定它们构成原因性条件,缺乏充足而正当的理论依据。[110]

   笔者反对修正条件公式,但不敢苟同对条件说的批评,而是认为,择一的因果关系根本不会影响条件说得出正确结论。具体考察案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不妨以毒药案为例,分析以下几种情形。(1)第二个投毒行为使得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得以提前。死亡时间提前,说明具体的结果与单个的投毒行为所能引起的结果不同,也就是说,这个具体的结果是由两个投毒行为共同引起的,因此,两个投毒行为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不容否认。(2)第二个投毒行为没有使得死亡时间提前,但改变了死亡的具体方式。这里需要明确,在毒药案中,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意义在于确认结果是否相同。因此,即便死亡时间没有改变,如果被害人在死亡前的痛苦程度、身体机能的损伤程度等死亡方式有变化,就可以认为,基于后一投毒行为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果,同样可以将两个投毒行为都认定为原因。(3)第二个投毒行为既没有提前死亡时间,也没有改变死亡方式,可以说没有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条件说,当然可以否认后一投毒行为的原因性,而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因为,既然第二个投毒行为根本没有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那就无法想象其发挥了作用,当然就无法成为原因。(4)第二个投毒行为是否起了作用无法查明。这种情形,条件说无法判断,但这不属于择一的因果关系,而是上文已经讨论过的人类缺乏经验认识的场合。并且,在这里,任何因果关系理论都不能提供有益的帮助。综上可知,条件说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不会得出错误结论。

   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上述分析针对的是两个行为有时间先后的案例,其结论并不适用于没有先后关系的场合。[111]但事实上,时间的先后与上述结论的得出并无直接关联,在时间没有先后的场合,条件说同样可以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得出正确结论。例如,在同时枪击案中,两个行为人同时开枪,都打中心脏,其中任意一枪都足以致命,根据条件公式,能否排除枪击行为的原因性呢?这要取决于,如何看待死亡结果。具体而言,被一枪打中心脏死亡与被两枪打中心脏死亡的结果是否是一样的?显然,无论是在自然生理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无论是从被害人的感受出发,还是从社会评价出发,死于一枪还是两枪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准确地说,本案中的结果不是“死亡”,也不是“死于枪击”,甚至也不是“死于心脏被枪击”,而是“死于心脏被两次枪击”。毫无疑问,对于这个结果而言,无论是哪一个枪击行为,都是原因。在此运用条件说,并不会否认原因的存在。

   批评者之所以错误地以为条件说会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得出荒谬结论,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以抽象的标准认定结果,忽略了结果的具体性。例如,在同时枪击案中,批评者会认为,任意一人枪击都足以致使被害人死亡,因此,缺乏任何一个行为对于结果的实现而言都无关紧要。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将一枪毙命和两枪毙命评价为同一个结果,而这显然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其二,最根本的是,严格地说,择一的因果关系本身是不可能存在的。从毒药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确保结果的同一性,必须要求第二个投毒行为没有提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但是,即便时间没有提前,其他方面(痛苦程度、身体机能损伤程度等)有变化,同样会否认结果的同一性。为此,批评者就必须彻底要求后一结果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这就不属于择一的因果关系了。一方面要求某一个行为没有改变结果,另一方面又要求它在事实上起了作用,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择一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形的。[112]

   综上,无论是非难条件说无法离开人类的经验认识,还是认为条件说在假定的因果关系和择一的因果关系中得出错误结论,这些批评都是不能成立的。

   (五)合法则的条件说:正当性的质疑

   理论界在激烈批评条件说的同时,极力推崇由恩吉斯(Engisch)提出的合法则的条件说(Gesetzmäßigen Bedinggung)。[113]该说认为,某一条件是否属于原因,“仅仅取决于,根据我们的经验知识,依据因果法则,行为是否确实导致了结果的产生。”[114]一般认为,合法则的条件说能在假定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中避免错误的结论,从而比条件说更合理。[115]然而,上文已经论证,条件说在这些场合并不会得出错误结论,如此一来,合法则的条件说就缺乏正当性。此外,合法则的条件说未能提出具体的判断标准,很难在因果关系的判断发挥实际的作用。[116]最重要的是,合法则的条件说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论定位。具体而言,合法则的条件说判断的到底是具体的因果关系还是一般的因果关系?如果判断的是具体的因果关系,那么,抛开具体的事实而从一般的经验法则中寻找答案,无疑是缘木求鱼,徒劳无益;如果判断的是一般的因果关系,那么它就无法与相当说区分开来[117],也无法起到替代条件说的作用,这与其理论初衷完全背离。事实上,条件公式要发挥作用,离不开人类的经验认识,换言之,条件说在判断具体因果关系的过程中自然会有经验法则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法则的条件说与其说是有别于条件说的一种新学说,毋宁说是条件说的应有内容。但是,将其从条件说中抽离出来而发展成独立的理论学说,不仅不能弥补条件说的缺陷,而且会造成理论之间的混乱,不值得提倡。

   (六)小结

   在条件说、相当说及客观归责理论的共同塑造下,“先归因后归责”的归因归责关系最终确定下来。据此,决定可否在客观上将结果归责于行为,需要以条件说指导归因,再以相当说或客观归责理论指导归责。在这一过程中,归因是归责不可逾越的边界,只有归因成功才能进行归责的判断;如果归因失败则无需经过归责判断,直接否定结果的可归责性。这种归因归责关系符合人类从事实到规范的判断顺序,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取得了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可以认为,“先归因后归责”的关系标志着刑法理论在归因归责关系上走向了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劳东燕教授在其《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一文中明确反对归因与归责的划分。其理由在于,所谓归因是为归责目标服务的;并且,疫学上的因果关系与风险提高理论表明了,由条件说所代表的归因(或者说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有时也可能受刑事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规范性的特征。[118]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有意区分广义的客观归责与狭义的客观归责。从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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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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