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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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对那种稀有的因果过程即便存在认识,只是一种愿望而非故意。”[42]但是,在行为人明确知道行为将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时,否认故意的存在,不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此外,认为刑事责任的成立在客观上只需要条件关系,主观上却需要对相当的因果过程存在认识,会导致故意的认识要求高于客观构成要件,理论上难言妥当。[43]

   最后,提出因果关系中断论及禁止溯及理论来回应批评,自相矛盾。因果关系中断论认为,在因果进行的过程中,如果介入了符合要求的特定因素,就会中断正在进行的因果关系。至于介入因素需符合哪些要求,理论上存有分歧。有学者主张,介入的应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原因”[44];有观点认为,介入的应是“基于自由而且故意的第三者的行为或者自然力”[45];有见解表示,介入的应是“没有预想到的异常的事实或者第三者的行为”[46];有论者坚持,介入的应是“第三者的行为、被害人的行为以及某种自然事实”。[47]如果介入的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原因,按照条件说“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公式,即可否认前一条件的原因性,因果关系会被否定自不待言。但是,这并非因果关系的中断,而是因果关系的断绝。所谓因果关系的断绝,是指在先行条件尚未产生效力之时,由与它没有关系的后一条件引起结果,从而使得先行的条件与结果之间缺乏因果联系[48],其中,后一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又被称为超越的因果关系。[49]显然,因果关系的断绝是对条件说“若无前者则无后者”公式运用的当然结论,而不是对该公式的限制与修正,与因果关系中断论有着本质不同。认为因果关系中断说介入的是新的独立的原因,有误将因果关系的断绝当作因果关系的中断之嫌。至于因果关系中断说的其他观点,虽然在具体的中断标准上未臻一致,但在第三者故意行为的介入会导致因果关系中断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并不足取。一方面,就方法而言,条件说就是要依条件公式判断因果关系的有无,在根据条件公式肯定了因果关系之后,又以其他标准对因果关系进行中断,实际上就放弃了条件说。[50]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果关系中断论的提出,不仅无法起到修正条件说的作用,反而会恶化条件说的处境。另一方面,从结论上看,认为只要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行为就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不免过于绝对,使得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过窄,走到了条件说的反面。事实上,存在介入因素时因果关系是否中断恰恰是后来相当说及客观归责理论需要着重讨论的内容之一。坚持因果关系中断论,就会阻碍在这一领域展开进一步细致的讨论,这种做法好比是野蛮地让即将上演精彩戏剧的舞台提前落幕,扫兴之余,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上述批评同样适用于弗兰克(Frank)提出来的禁止溯及理论。

   (三)原因说:方法论的歧途

   在确证了条件说存有过于宽松的缺陷之后,因果关系理论便围绕着如何限制条件说的范围而展开。这种努力的成果除了上文已述的因果关系中断论之外,还包括原因说。该说认为,应当根据某种标准,在引起结果发生的诸多条件中,找到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特别关系的一个条件作为原因。依据判断标准的不同,原因说又可分为最终条件说、异常行为条件说、优势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动力条件说等等。[51]原因说虽然在限制原因范围的意图上具有正当性,但在内容上欠缺妥当性。一方面,由于结果的发生通常并非依存于单一的条件,因而欲从多个条件中取出一个条件视为原因,不仅是极为困难和不现实的,而且会导致因果关系认定的随意性;[52]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说,其标准都存有模糊地带,不具有可操作性。[53]最根本的是,原因说并没有找到条件说“开启异常广阔责任范围”的真正原因。如上所述,在“有归因无归责”时代,条件说包含着两个命题:其一,只要符合了条件公式,行为就在事实上引起了结果的发生(归因);其二,只要行为在事实上引起了结果的发生,就应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归责)。这两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并无不妥,第二个命题错误地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直接等同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从而扩大了责任范围。因此,要限缩条件说所开启的责任范围,就必须反对条件说的第二个命题,在事实因果关系走向法律因果关系的路途上设置藩篱。亦即,在归因的同时,加入实质性的归责判断。然而,原因说恰恰相反,置第二个命题于不顾,却直接反对条件说的第一个命题,妄图在事实因果关系上分出轻重优劣,必然无功而返。因此,在相当说及客观归责理论出现以后,原因说自然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54]

   (四)必然说与偶然说:归因归责的混乱

   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长期围绕着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展开争论。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相反,偶然因果关系说主张,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55]若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当然要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但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并不妥当。首先,将刑法的因果关系狭隘地限定于必然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一开始就在归因的阶段进行了归责的判断,换言之,是以归责代替了归因;其次,以必然性为标准进行判断,显然会因标准过高而不当地限缩了刑事责任的范围[56];最后,“必然性”并不是一个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57],从而影响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命力。偶然因果关系说没有武断地将偶然因果关系排除在外,而是同时将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纳入刑法的视野进行考察,就此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偶然因果关系说未经过滤就直接将两种因果关系置换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以归因代替归责[58],因而必然存在与早期条件说相同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使得责任范围过于宽泛;此外,偶然因果关系说不满足于对因果关系认定的指导,将其触角伸至定罪之外的量刑领域[59],混淆了定罪与量刑。因此,无论是必然说还是偶然说都不能为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科学而明确的依据,究其根源,就在于“归因与归责没有严格区分”。[60]

   在必然说与偶然说两大阵营之外,储槐植先生独树一帜,提出了“一个半因果关系”的理论。该理论主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以哲学上两种因果关系形式为基础,但又不完全包括两种形式,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范围等于全部(一个)必然因果关系加上一部分(半个)偶然因果关系。进而,问题的关键就落脚于如何对偶然因果关系进行遴选。为此,储槐植教授将偶然因果关系分为高概率和低概率两类,主张高概率的偶然因果关系属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进而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概率之高低取决于介入因素的性质,从而以介入因素的性质和特点为切入点,对偶然因果关系进行了二分。[61]从结论上看,较之于绝对的必然说和偶然说,以折中姿态出现的一个半因果关系理论更具妥当性。并且,该理论以介入因素的性质特点为切入点判断因果关系概率之高低,使得这种判断具体可靠,具有可检验性,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像必然说与偶然说那样因抽象谈论概率的高低而陷入自说自话、相互不能说服的尴尬局面。从归因归责的理论范式来看,一个半因果关系理论有意地区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对区分归因与归责的某种自觉,并且该理论将刑法的因果关系限定于高概率的因果关系,更是体现了以合理划定责任范围为目的导向的归责倾向。稍显遗憾的是,一个半因果关系理论立足于从哲学的因果关系中遴选出刑法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哲学因果关系的束缚,并且,对介入因素的分析也往往以实务经验为导向,而较为欠缺本体性理论的支撑。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该学说的理论影响力。

   (五)小结

   在自然科学成为科学典范的时代,刑法学为了维持其“科学”的地位只能走上自然科学主义的道路。[62]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自然的因果律决定行为是否具有客观上的可归责性,从而形成“有归因无归责”的归因归责关系,便是一种必然。以“若无前者则无后者”(CSQN)为判断公式的条件说能够最大程度地遵循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律,因而取得了理论上的支配地位。于此同时,条件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因范围的“漫无边际”,需要受到有效的限制。立志于限制条件说的因果关系中断说、原因说等理论学说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条件范围,但各自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与刑法作为规范而固有的规范性存在内部冲突。这一冲突直到新康德主义思潮成功将自然主义驱逐出刑法理论时才得以最终解决。[63]伴随着冲突的解决,刑法归因归责关系由“有归因无归责”阶段进入了“先归因后归责”时代。

  

   四、先归因,后归责

  

   条件说及其修正方案的失败意味着单纯从事实(存在论)角度寻找结果归责的依据是行不通的,这促使刑法理论转换其方法论视角。在此背景下,从事实(存在论)上寻找因果关联,再从规范(价值论)上对事实关联进行评价,最终决定结果可否归责的二元方法论得以确立。

   前文已述,在条件说之后,如何合理限制条件范围,是刑法归因与归责理论的重大课题。德日刑法理论中,在试图从事实上限制条件范围的原因说被否定之后,从规范上进行这种努力的相当说及客观归责理论受到了重视。此时,欲将结果归责于行为,首先要根据条件理论进行因果关联的判断,然后再按照相当说或客观归责理论对这一事实联系进行评价。只有两个判断都顺利通过,结果才可归责。[64]与此同时,英美刑法理论在解决因果关系问题时采用了双层次原因学说。根据该说,确定因果关系同样需要先后经历两次判断:首先运用“But-for”公式,判断是否存在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事实原因进行筛选,找到法律原因(Cause In Law),以其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65]在德日及英美刑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部分刑法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偶然说与必然说之争,积极推动因果关系理论的知识转型,进而主张区分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认为只有两种原因同时成立因果关系才得以确立。[66]这一观点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中较为有力的学说,并对司法实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理论学说虽然在判断的具体标准上不尽相同,但都贯彻了对因果关系先作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的思路,本文将这一思路所体现的归因归责关系界定为“先归因后归责”。

   (一)相当因果关系说:从事实到规范

   原因说的失败将限制条件范围的任务遗留了下来,最先继承这个未竟使命的是相当说(Adäquanztheorie)。该说由弗赖堡的心理学家冯·克里斯(Johannes v. Kries)首创并由特雷格(Traeger)继续完成。其核心内容是,只有与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性的行为,才能被视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从而借助于相当性的判断,将偶然的、罕见的因果流程排除于原因之外。[67]与条件说考察在某个特定的场合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具体地引起了结果不同,相当说考察的是在类似的场合行为能否一般性地引起结果的发生。换言之,条件说判断的是具体的因果关系,而相当说探究的是一般的因果关系。只有确认了行为与结果存在具体的因果关系后,考察二者之间有无一般的因果关系才有意义。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相当说不能反对条件说,而要以条件说为前提。这也是现在学界通常理解的二者的关系。但是,从理论发展进程来看,相当说与条件说的关系并非历来如此,而是由开始的“竞争”到转化为后来的“合作”。推动这一转化的,是相当说在相当性标准上的变动。

在相当性的标准上,相当说经历了从着事实上的相当性转变为评价上的相当性的过程。[68]事实上的相当性是指以不受主观认识影响的客观上的高度概然性,这也是相当性最初的含义。冯·克里斯以掷骰子为例,认为每一面被掷出的几率通常都是六分之一,这个客观上的概率与人的期待无关,而相当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与主观认识完全无关的概率的概念。[69]据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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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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