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变迁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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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我们说,对此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保守主义的发愿可能是好的,但政治回馈如何?起码从特朗普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或者有人说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运动来讲,尽管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运动历经70年来(1950年代到现在)在政治权力上一个最大的回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保守主义运动是反建制主义的,就是反对进步主义美国政治,从极端上也是反里根式的保守主义,当然更反民主党的进步主义——但是目前,这种保守主义运动,起码是受到了挫折。

   第二,就是在政治回馈受到挫折的情况下,相应说来,反建制的保守主义作为一方,建制的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合流作为另一方,双方这个不对称的力量问题如何可以解决?其实,首先从政治生活来说,反建制者的前途就不被看好。佩林曾是共和党内反建制的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大选失败,后来建立茶党;茶党所赢得的社会呼应有限。这些都表明,建制派的保守主义运动可能获得一定呼应,但非建制派的保守主义运动会受到建制派保守主义运动的拒斥。

   建制派的进步主义面对反建制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反建制的社会主义也栖身于民主党。虽然有的人把伯尼·桑德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支系,接近于北欧——但是北欧也不承认伯尼·桑德斯是社会主义,因为他没有走到北欧的那种福利社会主义的地步,尽管他特别重视福利、重视分配。

   实际上,伯尼·桑德斯两次在民主党内选总统候选人,最后都被选下来。对此,有一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就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建制派们,也都反对桑德斯的非建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而特朗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运动,诉诸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美国宪法原旨主义;这一运动有其社会理念,有其政治理念,有其政治理论根据,虽然还缺乏一个明确的阐释者,因为美国的知识界总得说来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那么,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这种选择显然比佩林和桑德斯要走得更远,因而就要承担更大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要有一个捍卫保守主义的政策回应,首先就要有能突破建制派的超高的政治技艺。然而,特朗普是个政治素人,虽然他有他政治高明的地方,尤其他对他坚持的原则的信守,以至于让旧教——天主教背景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他是上帝拣选的人,但是与建制派的全面对抗,在国际社会上与自己盟友的对垒,四处出击,显示出他在政治技巧上的不足。当然,也许有朋友说,历史到了这个关头了,再不出击就来不及了,因为是正邪的终极对战——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诗意表达,不是一个政治的理性分析。

   保守主义面对非建制的捍卫和建制派的抗拒之间这样一个对冲,怎么去寻找到保守主义的突破口?这是对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

   第三,在社会与思想的竞逐当中,保守主义如何去把握住社会变迁的节奏感?这变成了保守主义要显示自己保守主义气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保守主义一旦诉诸社会运动,有时候显得非常激进的。就像有人写的传记,说非暴力运动的领袖甘地,一生反对暴力,但他面对暴力而采取的进取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所以他是非暴力的暴力反抗——不是诉诸武装暴力,而是肉体暴力,这个反抗对于一般还保有底线良心的人来说,挑战性更大。当然,这可能是一种令人觉得有点意料之外的评论、令人有点惊奇的评论,但是不妨也引导我们思考。

   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保守主义如何把握住这种节奏感?从一种分析的角度来说,不掌握社会变迁的节奏,不因应于美国社会最近两次的结构性变化,如何成功?你说你捍卫变化,但是坚决拒斥快速的变化和全局的变化;你说你不反对世俗社会,但是坚决要捍卫基督教、一神教背景——也许在你的立场上,在内部同情人的立场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注意还有一个社会大背景。也许我们说,为了兜住美国社会的衰退,为了保证美国社会的灯塔作用,尤其为了捍卫保守主义者内心本身的信念,以这种信念兑现为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个过程,保守主义永远有它令人敬畏的地方;但是,意识形态避免不了思想竞争,而社会变迁避免不了政治游戏,保守主义何去何从?在美国社会变迁和保守主义自身困境的衡量之中,也许我们要去寻找更为恰当的进路。这就是我的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

   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提问、指引,都欢迎。谢谢大家!

   问 答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保守主义盛行的美国,1月6日出了冲击国会这么大一档事情?是美国本身的社会变迁过大,政治人物无法跟上?还是说历史已经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呢?

   任剑涛:你的提问已经设立了答案,我觉得你说的两个因素都有。第一,美国社会变迁太剧烈,但是人们在反应上,尤其社会运动的反应还没有达到一种自控或者自律的程度,因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不是能很迅速地就可以反应到位的,尤其是大众性社会运动。大众里面有激进的、保守的各种分子,虽然他们都信仰保守主义,但是行动上可能是激进主义的,不见得是吻合行动上的保守主义的,所以1月6日有冲击国会的悲剧——有的人说是美国民主政治羞耻的一天。这是社会运动本身跳跃性地展开而导致的一个状况。

   第二,当然美国也确实到了一个可能的三岔分路的阶段,因为美国要选择前途——我们刚才说了,欧洲的教训就在眼前,罗马的教训正在远处。美国有这么多的移民,有内部这么强烈的身份政治的分裂,在政治上确实到了一个决断关口。所以有的人讲,虽然有1月6日的事件,甚至特朗普不得不因此接受败选结果,但是特朗普后的特朗普主义可能才是对民主党最大的挑战。有人讲,参众两院有共和党议员出来挑战选举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为了表明他们对选民尤其对共和党的铁杆选民的一种政治立场。

   美国下一步究竟怎么发展?1月20日政权交接后,民主党既掌行政权又掌立法权;如果民主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反思,还是继续推进激进的社会政策,比如说以性别政治等推进身份政治,那么,美国下一次选举就到了一个更严峻的关头。

   提问:华东师大的许纪霖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特朗普背后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而清华的秦晖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从这次疫情到大选看,即使特朗普不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物,也与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任剑涛:首先我强调,对特朗普的政治行动有一个主义上的归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爱好;而政治行动跟意识形态的分类不是吻合的。对任何政治行动,都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要素是吻合的——用爱国主义,用民族主义,用保守主义,用民粹主义,都可以去分析特朗普的行动。民主选举在动员民众的情况下,为了选票——有些朋友也指出,政治学家们也指出——有天生的民粹色彩,除非不进行民众动员;当然,民众动员是否过头,可能是民主和民粹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民粹主义去概括特朗普,概念显得比较贫乏,我也不是特别同意这样的概括。如果提问的这位朋友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当代美国评论》发表的那篇文章《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可以看到,我大致把特朗普主义归于保守主义,可以说它是带有民粹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这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最新的阶段,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再回到今天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所结合的其他意识形态,在美国也不是时时一样;保守主义是一个杂拌,不是像最初保守主义者表述得那么清晰。

   在美国的政治里一直有强烈的反智主义色彩。确实,政治不遵循理性是不正当的;但是,完全把政治看作理性行动而没有情感主义的导向、没有反智主义的成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国内马上会出版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我应邀为这个书写一个导读。

   霍夫斯塔特指出,可以说,美国从政治高层到社会生活、到知识界,都具有一个反智主义的强烈传统——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反智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对理性政治、规条、法律的一种不信任姿态。实际上,反智主义是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个伴随物。我们中国人也不要一看反智主义就认为它好像要错得离谱、只能接受谴责——这种认知是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太过单纯的一种表现。但是,对反智主义确实要遏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讲,我是坚决主张政治生活必须是理性主义导向的,这是政治生活的宿命;如果进入政治世界的人都诉诸反智主义的话,那就完蛋了,就不可能有政治合作,就不可能有政治妥协,进而就不可能有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宪法认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有些做法确实也是可以校正的。

   提问:四年前,特朗普刚当选总统时,就有文章从美国人口构成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传统白人族群价值观(或者说保守主义)主导的最后机会。任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任剑涛:对这个说法,我自己感觉,一方面是略有一点危言耸听,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确实可能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拉丁裔和非洲裔移民的不断增多,让美国的保守主义无形中增加了焦灼感;美国传统白人可能日益占据少数,因为白人的生育愿望越来越低,少数族群生育愿望是比较高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传统价值观如果缺乏了白人这个主要的承载群体,有可能守不住,但是民主党有些人已经开明到令我们都有点瞠目结舌的地步了。

   而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确实他们不是只保守白人的族群价值观,而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诉求是,第一,回到文化多元主义;第二,捍卫宪法原旨主义,从而保有美国成为美国的理由。这也是说明,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个机会不是“最后机会”:我不愿意在政治生活中用这么极端的概念:“正邪的最后一战”“美国白人的最后机会”。不是什么“最后机会”,机会总是有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在下次选择当中,白人群体的分裂性在内部得到一定弥合,以及移民群体、理智主义者本身对美国政治之为美国政治、美国之为美国理由的共同认知,可能会对保守主义者有不同的政治反馈。

   而且,更现实的效应在哪里呢?美国政治是,两年就是议会的一次选举,四年就是美国的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它是个政治周期。凡是在台执政者,可以说都是面临挑战的。民主党上来执政,如果导致美国进一步撕裂,可能下一届选举,行政权和立法权多数都失去,参众两院都变成共和党坐庄了。这也未可知。当然,我样说,可能说得太活泛,但是也算是一个预期吧——意思就是,我们要因应政治周期的变化。

   提问:如果目前保守主义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那么未来美国撕裂的局面走向整合可能采取的是何种社会思潮?

   任剑涛:到了最后,应该是何种社会思潮来整合?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它一定是带有包容性的思潮——也许偏好某一种色彩。在我看来,如果要给出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它一定不是激进主义的方案。桑德斯在民主党内都突破不了初选,所以,如果民主党走得太远,在民主党内,比如说对佩洛西也会有反弹。

   某种意义上,回到温和的保守主义,或者回到温和的进步主义,可能能帮助美国整合,弥合它的实力。所以,我有个提法,在刚才的讲座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要从极端民主党人手里拯救进步主义,要从极端共和党人手里拯救保守主义。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左和中右他们双方的合作。

   其实从美国反观中国,中国也是要有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思潮,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关键。

   提问:拜登上台后,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特朗普的政策?比如说经贸协定、对华政策上。

   任剑涛:其实拜登上台,至少台面上是没有所谓继承特朗普政策的说法。因为各位朋友都知道,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际轮替就是政策更替调整的节点,所以无所谓拜登要继承特朗普的政策。我理解这位朋友提问的意思可能是,拜登多大程度上不能违背特朗普的政策?因为特朗普在退下去之前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是要让拜登不能走回头路,免得他否定特朗普的政策,所以有的人讲,特朗普是以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规训拜登。因为美国现在保守主义运动有个口号就是“共产主义正在接管美国”,所以如果民主党走得太远,保守主义以这个口号来批评民主党、批评拜登,可能拜登的政策就会受到重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华政策、经贸协定上——至少不会是即刻的转向,这是我的判断。

   提问:如果一个国家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好像都有很强的反进步的色彩,您认为这个国家属于保守主义国家吗?

   任剑涛:这个判断太笼统了,反进步不见得就是保守主义,我们不要进行一个对立性解读。保守主义就是反进步吗?保守主义是不反进步的,保守主义是反太过迅速的进步,反对革命,反对极左,反对激进。

  

   本文为作者于2021年1月16日的演讲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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