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21-02-14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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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  
好像孙中山的话均非本意。如果说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放大了孙中山推崇旧道德的一面,那胡适显然有意淡化其传统色彩。

   有意思的是,当傅斯年对他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胡适在日记中评价为“孟真此论甚中肯”,大概部分承认这些“腐败的思想”原本就是孙中山自己的。其实,胡适也曾明确指出,孙中山“对于中国固有的文明也抱一种颂扬拥护的态度”;在白话文运动方面,也“很明白地说古文胜于白话”,“很不赞成白话文学的主张”。这种见解在胡适看来是“大错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特别解释,“这种议论虽然是他个人一时的错误,但也很可以作为后来国民党中守旧分子反对新文学的依据”,又说:“中山先生当时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换言之,孙中山在野时“个人一时的错误”或“随便说说”可以不那么计较,但一旦被国民党用作为“反对新文学的依据”、“阻碍新思想的传播”时,就需要有所回应了,盖后者显然进入到了胡适的正面“战场”,这恐怕也是胡适对“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比孙中山更不能容忍的原因之一。

  

   结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本有多元,对于历史人物自身及时人而言,这些多元的思想却未必同样重要,甚至有泰山鸿毛之别。吴稚晖曾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指出“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尽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这一观察颇具启发意义,吴稚晖主要是从外人(后人)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立论,但实际上历史人物的自我认知亦有类似差异。例如,从胡适、孙中山本人而言,他们思想、学术领域的主张,在胡适则“大见轻重”,在孙中山便毫“不加轻重”;同样的,胡适自己大概最为看重其思想、学术成就,而孙中山重视革命成功与否无疑会远过于著述之成绩;更重要的,就五四思想界而言,胡适、梁启超的言论“皆非寻常”,而孙中山的影响主要则在胡、梁的“思想界”之外,正如早期共产党人所观察到的,“孙中山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在国内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并没有很大影响”。故对于历史人物的思想,不宜以平面化的方式等量齐观。

   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也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对胡适来说,他与“梁启超系”在文化、学术领域的观念虽亦有歧异,但相比于孙中山或许更相近一些。吴稚晖就曾评论梁启超、胡适与白话文的关系,认为“年来白话文通行之告成”,“这不能不第一感谢梁卓如先生”。因为“倘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没有梁卓如先生积极的赞助,或梁卓如先生也如章行严先生的忽加非议,简直白话文至今焦头烂额,亦未可定”。盖“梁启超一动笔,其福利人与灾祸人,皆非寻常”。即使如此,双方却曾或明或暗地针锋相对,胡适更严阵以待,认为“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其中的“敌人”,主要便是指“梁启超系”。盖胡适与梁启超在同一个“战场”,有更直接的竞争关系。然而,胡适对观念差异更大的孙中山却反而常常轻轻放过,其中的原因正与双方“战场”错位有关。

   总体而言,孙中山、胡适以及梁启超都从事着“新文化运动”,但彼此所在意的以及所实际影响的领域并不相同。如果说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虽有政治意涵,但侧重则全在文化,有“超政治构想”(有限度的)倾向的话,那“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本身便包含了政治构想,试图文化与政治兼顾,而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倾向于宣传、社会动员,指向革命,只是他政治方略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注意力与用力点主要不在胡适所关注的“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孙中山也没有梁启超一动笔就“皆非寻常”的影响力,几乎是胡适“战场”之外(至少也是在“战场”边缘)的人物;与之相似,胡适也同样不在孙中山“战场”的中心位置。所以,双方的“战场”即使有小范围交集,但更多是一种错位的状态,他们恐怕都未将对方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文章”。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因为试图兼顾文化与政治,在文化方面反而容易与胡适正面竞争,在政治一面,又常与革命党对抗。

   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倡导传统文化道德的国民党人,多倾向不认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国父”孙中山维护传统文化道德一面。胡适就观察到:“中山先生这种议论在今日往往被一般人利用来做复古运动的典故,所以有些人就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了!”与之相对,胡适等新文化人因主张新思想,故有时有意无意突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赞赏,而弱化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实有自己的侧重,并且忽略孙中山对新思潮“并不照单全收”甚至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的批评。无论是如胡适一般将孙中山塑造成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或者像国民政府那样反复渲染孙中山对固有道德的肯定,都不能说是“虚构”,但离“真实”的孙中山又均有不小距离。

   王汎森曾以何休《公羊解诂》为例,说明:“每一次‘用经’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新塑造,而每一次的‘用’,也都是对经书的性质与内容的新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参与建构‘传统’。所以,关于‘用经’或‘用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独特的“国父”地位,关于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问题,时人及后之研究者的“每一次‘用经’”亦是如此,既是对自己生命与现实世界的一次新塑造,同时直接或间接参与建构了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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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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