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8 次 更新时间:2021-02-14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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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  
一为白话文学,二为推崇、输入西方文明,三为整理国故(且侧重反传统一边),更倾向于是“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新文化运动”,那孙中山确实如胡适所说,“实在不能了解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胡适自己也已注意到,对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的侧重与他的侧重并不相同。孙中山在将五四运动“归功于思想革新”之后,视思想革新为“心理作战”,认为“我党(革命党)要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此种重视,在胡适看来,“也可以说帮助,同时也可以说摧残”,因为“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从此以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后来国民党改组,充分的吸收青年分子”,加上共产党、研究系拉拢、吸收青年人,“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以至于使得“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

   在胡适看来,孙中山所看重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变质”。若按胡适的标准,未“变质”的“新文化运动”只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前,但有意思的是,前引孙中山信函中的“此种新文化运动”,却是指“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的种种现象,最能说明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内涵。正如夏康农所分析的,一方将新文化运动视为“由觉醒了的知识青年的实际行动造成,打击了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揭穿了那腐朽不堪的内容,这才发生了社会力量”,“必然就是一个社会运动,而且是政治性很强烈的社会运动”;另一方则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某种意识觉醒了的青年造成的”,“得之于新文化的探讨与发扬”,而其中的“社会性运动”,“只不过是新文化运动向旁边逸出的一种表现,而并非他们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文章”。

   对于此种侧重的不同,后来曹聚仁拿国民党与梁启超一派作对比,指出“研究系”与国民党虽都在新文化运动中,但一边是“文化工作”,而另一边则是“唤起民众,转向社会运动”,参与者也多是陈望道、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这些“社会革命的激进分子”。曹聚仁特别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分际:“在文学革命这一方面,研究系格外和青年接近,所以《北晨》副刊、《学灯》都和文学研究会在合作。”“国民党人自负急先锋”的其实是“在社会革命那一方面”,而对“文学革命”一方面相对疏离,甚至于常常也不赞成,孙中山便“主张保留旧文体”。这也是周策纵所说的“矛盾态度”,即孙中山“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又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支持的是“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未完全赞同的是“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其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革命党人既要加入新文化运动,他们的话题、态度与工作确实有所转变。如胡适所说:“民国八年五月以后,国民党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震动,决计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这种历史的守旧性质和卫道态度暂时被压下去了,不很表现在《星期评论》、《建设》、《觉悟》的论坛里”。加入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党人,虽意在革命,但在不少特定的论题上——例如关于井田制与社会主义的讨论,进入到了胡适的“战场”之中,这也成为两个错位的“战场”最有交集的部分。

   总之,胡适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或周策纵使用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在孙中山的整体思想中,并非居于核心地位。故对于反传统、西化、白话文、世界主义等新思想,孙中山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却也并不大张旗鼓地反对,因他自有更重要的革命事业。就此而言,这并不完全是赞成与反对的“态度矛盾”问题,更像是不同新文化运动方案所在“战场”的错位。并且,既然连对“文化工作”整体上都可以不甚注意,那孙中山对其中部分文化观点的歧义,虽“不照单全收”,但真可以视而不见。

   胡适显然知道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与他的“新文化运动”并不一致,并且也清楚孙中山反对着他所倡导的一些新思想,那为何胡适不但不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反而在后来持续地表述孙中山支持新文化运动?这又与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的历史情势密不可分。

  

   三、胡适叙述中的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在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人越来越推崇传统文化。据胡适观察,国民党改组后,因为“吸收了许多少年新分子”,“稍稍保守的老党员都被摈斥了”;但“清党”之后,“钟摆又回到极右的一边”,“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淘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都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的反动局面”。蒋介石在1929年时便指出:“吾谓今日之中国,外患不足虑,内乱不足平,惟吾民族固有之德性,至今日而沦亡殆尽。”同一时间,叶楚伧则提出“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这样的主张与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一脉相承,蒋介石认为新文化运动不过为“提倡白话文”、“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盲目崇拜外国,毫无别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等,这“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而贺衷寒的表述最能体现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像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进来。”其中,自由主义“把中国弄得不能统一”,阶级斗争的学说“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这都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做的新文化运动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孙中山推崇传统的一面被不断强调。早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方面的这一倾向就逐渐显露。1925年,戴季陶便对三民主义进行阐释,在引用孙中山“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一段后,总结说:“先生的一身历史,最伟大的一点,是在以创造的精神,复兴中国的文化。先生所创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复兴文化为基础。”对反传统的新思想有所保留,确实是孙中山思想的一部分,但未必是最主要的,然而戴季陶开始有意识地将其肯定固有道德的一面往“复兴中国的文化”上阐释,且变成“最伟大的一点”,使其由局部推向整体、由边缘走向中心。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更是常常引孙中山强调固有道德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他甚至推论出当时中国之所以“人欲横流,四维绝灭,整个民族的精神,因而日益消沉,国家的灵魂,亦随之而丧失”,以至于“受外国人的欺凌压迫”,完全是因为“近年以来,因为一般人不讲究道德,对于固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不仅自己不来讲究,还要鄙弃人家来讲究”。虽说中国被“欺凌”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不过,此处所说的“近年以来”大概主要暗指新文化运动。他将《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六讲最重要的意思,概括为“就是要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来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国民党以革命党的角色存在,主要影响在政军两界,对于胡适所在意的思想界而言,始终是一种虽有影响,但却是错位的存在;然而,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孙中山由革命者变为“国父”,已到了“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的境况。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和“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两者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后者则“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所以,“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借着政权的力量,孙中山思想在经过阐释之后,上升为国家意志,影响已无远弗届。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孙中山的言论开始反复出现在各类教科书中。如1929年就有教科书在引述孙的言论后写道:“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种种旧道德,实在比外国好得多;所以中国民族,至今还能够存在,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的民族地位,可以恢复。”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胡适才开始反复引用孙中山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且有时会加以倾向性的解读。他的用意之一,正是以孙中山的“正确性”来反衬后来国民党的“谬误”。当他说国民党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时,潜台词即是国民党中其他人其实未必理解五四运动的真意义。例如在1929年,胡适看到叶楚伧“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这篇文字之后,觉察到“这是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之点”,因为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就已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不仅不必“做什么新文化运动”,甚至可以“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所以他才举出孙中山的话来,引述之后又话锋一转,立刻说:1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除政治举措“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外,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胡适告诫当局:“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体会出,胡适更多是借孙中山来教训当时的国民党,盖号称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却违背了他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意志——虽然这一“意志”已然是被胡适阐发后的“意志”了。同样的,胡适在1947年引用孙中山的表述时,仍不忘提醒国民党一句:“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后来唐德刚或是直接受胡适影响,他在注解胡适自述时,也用到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信中的内容,说:“读这一段中山遗著,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真是‘圣之时者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后辈继起政要比起中山先生来,真是‘小哉!小哉!’啊!”像胡适一样,唐德刚引用这段话,突出孙中山的圣贤是一方面,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在指责“后辈继起政要”真是“小哉!小哉!”。又如吴相湘在引用后,指出“遗言如此”,而后质问“只是自称孙先生的党徒的人们”却“数典忘祖,自毁历史,一至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援引孙中山的表述时,有时又有意无意夹带了孙中山未必能同意的内容。比如,他在1947年引用完孙中山的原话后认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平允的”。不过,随即就将话题转到了白话文上,认为五四运动“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胡适将白话文塞进孙中山所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如偷梁换柱般以自己心中的“新文化运动”替换了孙中山口中的“新文化运动”。

并且,为了借孙中山批评国民党,胡适偶尔有意无意会掩饰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或为其开脱。他有时替孙中山解释,说:“孙中山先生也并非不明白这种事实,不过他正在讲‘民族主义’,故不能不绕弯子,争面子”;或者说:“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在他的通俗讲演里说“中国先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之上,是因为“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又说孙中山“作六度‘民族主义’演讲”,是“不能不顺口恭维”中国旧道德。他之前便已说孙中山是“随便说说”,此处又一再说是“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不能不顺口恭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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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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